自豪「人生無悔」的田邊芳昭社長
以「完全有機栽培」聞名的日本「遠藤青汁之友會」岡山工場創立者田邊芳昭社長，與筆者相識已經三十年了。我們的友誼不是來自商務上的關係，也不是事業上的共同投資者，而是1973年，筆者創立「台暉貿易公司」伊始，因為某種機緣相識，彼此深感「相見恨晚」而結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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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筆者受邀陪同田邊社長赴美考察，使我有機會懷抱「美國之夢」，而於1985年前往美國輪開拓台灣養殖草蝦之外銷市場。但不幸，遭受政治迫害，被國民黨政府駐美機關吊銷中華民國護照，一夜之間，淪為無國籍的「國際難民」。
田邊先生聽到這消息後，即時，把公司既定的「員工新加坡慰勞旅遊計畫」，變更為「美東旅遊」，除了趕到洛杉磯來探望我之外，還援助我一萬元美金的生活費用。
在我流亡到加拿大後，他還是對我非常關心。1989年，我要去中國大陸探掘四十年前來不及埋葬的戰友林淵嵩君的遺骨時，田邊社長不顧工作繁忙，專程飛到北京陪伴我進行尋屍工作。
在我推動滯留中國的台灣老兵援救作業時，他好幾次陪同我到中國大陸各地奔跑，不僅在精神上、物質上支援我，甚至於在我撰寫與出版《台籍老兵的血淚恨》(中文版，1995年，台北：前衛出版社)，假如沒有田邊社長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
田邊先生素以「人生無悔」自勉，其對「滯留中國大陸台籍老兵」無悔及偉大的貢獻，恩德無量。但願感受恩惠的台籍老兵及後世子孫，能永續予以讚揚。
崇尚人道精神的回教青年閻崑記者
閻先生祖籍中國寧夏，出生於河北省張家口的回教家庭。父親是牧場的獸醫。他承受父親認為所有動物都有生存權利的理念，使他在冥冥之中，與我結下莫逆之交。
筆者十三歲失怙，閻先生十三歲時遭受文化大革命之政治迫害，和父母一起被紅衛兵逐出家門，接受勞改。之後，自力完成夜間大學之學業，並當了記者。
1987年，筆者在多倫多獲得加拿大政府之「政治庇護」後，有意前往中國大陸尋找三十八年前(1949)未完成埋葬的戰友林淵嵩君的遺體，以及兩位在青島失聯的王姓同學的生死下落，發函請求北京的「台聲」雜誌社協助時，收到我第一封「救援函」的人，就是他。如果，接到那封信的是別人，尤其是落入「紅衛兵」那樣沒憐憫及愛心的人手中，可能不會有今天的故事！那末，這段「前國軍台籍老兵的血淚史」，也許像一張白紙，被人刻意埋沒掉了。
閻先生基於人道精神及正義感，向上關說，爭取同情，一方面熱心調查，得知林淵嵩及王添興二人的埋葬地點，並親身到王添興君的墓地去確認拍了照片寄到加拿大給我。同時在探掘林淵嵩的遺骨時和我一起同行，給我很大的方便。而後滯留中國台灣老兵的追蹤調查，以及在「返鄉探親」的救援作業時，給我很大的協助，特別是他所執筆的有關台灣老兵的文章透過「台聲」的報導，引起殘留在中國各地台灣老兵的注目，點燃了他們「歸鄉」的希望之燈。閻先生可以說是殘留中國台灣老兵的「救命之親」，因此談及殘留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時，閻先生的存在是不能忘記的。
不求名利的林正宏牧師
林牧師出身於台灣著名的黑賄魚供銷地──東港，一個基督長老教會家庭。身為長男的他從台南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菲律賓的西利馬大學神學院進修。學成回國，歷任許多基督長老教會的駐會牧師，現在擔任高雄市政府北區外勞輔導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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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筆者雖然同樣出身屏東縣，但卻沒有相識的機緣，而是1986年他榮獲台灣民族運動倡導者王育德博士獎學金，在多倫多大學留學時，正好我流亡加拿大，在多倫多過著「政治難民」的生活，萍水相逢而成為知己。
1991年，國民黨政府廢除「海外黑名單」，我結束「流亡生涯」，攜帶在中國大陸發起的「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的連署布條回台。那時候，不畏危難，出車出錢出力，陪我環島展示那條沾滿淚痕的大布條，訴求台灣社會人士關懷「被俘滯留中國大陸原國府軍台籍老兵泣求要回家」的人，就是林牧師。
1995年筆者創立「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時，林牧師義不容辭，應聘擔任本會「無給俸秘書長」，協助台籍老兵向國民黨政府追討尊榮與公道，長達十年。尤其歷經無數次之陳情、請願、公聽、協調、抗議乃至絕食抗爭等活動，國防部始編列新台幣七億八千八百萬元撫恤金，發給台籍老兵每人二十萬，最高八十萬元。筆者也領取二十萬元，但林牧師因「非台籍老兵」，一毛錢也沒拿到！他以「神職」自許，令人敬佩。然而，我們連一張「感謝狀」都還沒給他，甚感慚愧。
林牧師為人重義惡惡，奉行博愛與信義，對地位名利淡薄，樂意跟弱者同苦樂，默默地當耶穌基督的忠實信徒，作為一生的使命。
筆者能和林牧師相逢相識，或許是上帝的旨意，應該感謝與珍惜。
始終支持台籍老兵的黃煌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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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立法委員席數，與日本及美國國會的席數相比，實在太多。實在太多，現在有225席。其中自第二屆至第五屆止，關心台籍老兵訴求「戰後處理問題」的立法委員，大約有一百人。但是，在這許多委員中，真正同情台籍老兵的悲慘境遇，盡心盡力敦促政府早日解決「台灣老兵戰後處理問題」，而有始有終貫徹推行者，衹有黃煌雄委員一人。
黃委員出身於台灣宜蘭縣。宜蘭是台灣民主運動及獨立建國運動志士輩出的地區，早期的蔣渭水先生；中期的郭雨新先生；當代的黃煌雄先生(現任監察委員)、行政院教改會委員游錫堃(前總統府秘書長)、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先生、以及當年到水牛城引進筆者到多倫多，甚至在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期間，一直關懷照顧我的林哲夫博士等人，莫不都是宜蘭的才俊。
1993年，「中華民國原國軍台灣老兵暨遺族協會」尚未正式成立之前，黃委員從筆者的陳情書得知「台籍老兵的血淚悲情」後，即主動支持筆者創立「台籍老兵協會」，除在國會議壇仗義執言外，還實際領導我們晉見前後兩任國防部－孫震及蔣仲苓兩位部長，爭取到「陣亡台灣英靈人祀圓山忠烈祠」及「認證從寬、撫恤從優」等承諾。
唯一遺憾的是，黃委員後來在競選「三連霸」連任時，以最高票落選，致使無法繼續協助我們完成心願！但是我們仍把黃煌雄委員過去仗義支持，爭取「台灣兵」的尊嚴和公道所付出的深深恩義，銘刻在心，永遠不會忘記。
兼具膽識、學識的優秀建築藝術家鄭自財先生
曾經遍歷了美國、瑞典、丹麥、英國及台灣的監獄生活的鄭自財先生，真是一位膽識學識兼具的台灣逸才，他出生於台灣的古都台南，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後，曾經在中原理工學院擔任副教授，但1962年，獲得美國卡內基大學的獎學金，出國留學，取得都市設計之碩士學位。「熱血青年」的他，一邊努力學業，另一方面對「台灣獨立運動」非常關心。1963年他加入「台灣獨立聯盟」，熱心參與獨立運動。
1969年他在紐約的馬紹爾建築師事務所擔任建築師時，兼任全美台獨聯盟機關雜誌《台灣獨立》(英文版)月刊的編輯，1971年1月被選拔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中央委員兼 秘書長。
就在那年的四月，蔣經國訪問美國，他和黃文雄先生抓住這個機會，在紐約的兄弟大飯店門口勇敢狙擊了蔣經國，但是很遺憾的被在旁邊的便衣警察所阻攔，鄭先生所射出的槍彈沒有擊中，二人當場被逮捕。
蔣經國的刺殺計畫雖然是失敗了，但是鄭先生所射擊的槍聲，卻使美國，乃至在台灣及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志士也都感到驚愕，引起全世界台獨思想者的一大震驚事件。
鄭、黃兩位先生不久被假釋了，但是在當時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卻對「蔣經國槍擊事件」引起正反兩極的反應，因此兩人便逃離美國，而二人各自長期的歷了亡命生活。在等待那「最後的審判」的亡命過程中，鄭先生遍歷了瑞典、丹麥、英國、美國及台灣的監獄生活，特別是在被引渡回美國時，在紐約監獄一年六個月的監禁生活中，他專心學習油畫。
1974年，他又回到瑞典定居，到1983年又移居到加拿大的溫哥華，這時政治庇護在多倫多的我，有緣和他相識。
1991年6月，鄭先生結束了二十九年間的長年亡命生活後，比我早一步回到台灣，這時國民政府根據「國安法」把他判處一年的徒刑。
隨後結束流亡生活從多倫多回到台灣時，鄭先生已移送到台南縣山上鄉的明德外役監獄，我曾經去探視他。
1993年9月，鄭先生以「在獄中服刑」的身份參加了當時行政院主辦的徵求「台北市二二八紀念碑設計圖案」的徵稿活動，在270件的應徵作品中突穎而出獲得第一名，現在台灣的首都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露天音樂堂前高高聳立的「二二八紀念碑」，就是鄭先生的傑作。
1994年，我們這些台灣老兵，從高雄市政府取得了約一公頃的建設用地。鄭先生基於人情及義理，毫不猶疑的接受了包含「國共內戰戰亡無名戰士紀念碑」及「文物紀念館」等設施的「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公園」的設計。鄭先生現在主要是從事於景觀建築設計事業，他不只是建築與都市設計，在油畫的領域上也頗負盛名，而且對雕刻也有強烈的創作意慾，對視覺藝術的創作，也是不斷在努力。鄭先生可以說是真正的藝術家。
第九章 協助台灣老兵的仁人君子
第八章 最後的悲願－建設「世界和平祈願公園」之夢
為誰而戰、為誰而死
中國有句諺語說「大難不死，必有後褔」。但是遍歷了幾次戰爭而後倖存下來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以及原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台灣老兵，他們並沒有得到「後褔」。反而被迫入辛酸的困境已如上述。他們九死一生，僥倖歸還故鄉，不要說是尊嚴，連生存的價值都沒有，被國家社會所遺棄，只每日等待死亡日子到來而已。
還有那些戰死的許多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當時被欺騙、被強制的遣送到中國大陸前線，不但沒有記錄，連姓名都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到現在沒有為他們舉辦過公祭追悼，更未曾慰靈，連個「無名戰士」的紀念碑也沒有建立。他們一定非常的懊悔，無法瞑目，成為異國的孤魂徘徊在北方的的荒野、麥田，感嘆、怨恨、哭泣，他們到底是為誰而戰，為誰而死都搞不清楚，莫名其妙的被歷史所埋葬，沒有留下絲毫的時代軌跡！我對這種違悖人道，愚兵愚民之政權，深感痛惡不已。
這個教訓要永遠地留在歷史上.jpg)
當我無意中發現這個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充滿血淚的歷史後，聯想到上述的人為差別待遇，越想、越為那些戰死的戰友憤慨，他們的悲慘遭遇，我是無法釋懷與沈默。我雖然已經七十五歲的高齡，剩餘的人生還有多少不知道，但至少也要對那些與我同世代出生的犧牲者，追討公道，告慰他們在天之靈，最好在高雄港附近的海岸建立一座「慰靈碑」，像守護著迷航船舶的燈台，引導對那些未歸同袍的英魂回歸故土，使一萬二千餘柱的英靈全部能夠昇天；使後世的人避免覆轍我們的悲哀。
回顧到從1987年到今天，總共已經有十五個年頭了，在這十五年間，我對自己內心發誓，為了戰友，為了正義，為了歷史，我會不惜精神、時間、金錢，我全力注入這個愚蠢的「事業」，我將盡我所能、盡我之力。.jpg)
特別是從亡命地的加拿大回來後，我立刻組織「全國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及遺族協會」，全心全力去進行「台灣老兵的戰後補償及建碑慰靈問題」。
這十五年間，我們一再的做了許多陳情、請願、抗議乃至抗爭，開了無數次的記者會、公聽會及協調會，甚至遊行示威及絕食抗議，向國民黨政府合情合理的訴求。但是不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黨舊政府或是今日的民進黨新政府，對過去的「戰爭與戰後的責任」能夠擔當、有為的官員一個都沒有，因此到現在為止，台灣老兵的「戰後處理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僚們，特別是國民黨舊政府的黨領導幹部，你們能心安，能高枕無憂嗎？
▲許昭榮全心全力投入各項台灣老兵戰後補償及建碑慰靈的請願活動
台灣老兵最後的絕食抗議
1998年6月底，我們抓住美國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的機會，動員台灣老兵，有的柱著拐杖，有的乘坐輪椅，從台灣各地集合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的門前廣場，我們掛起了「捍衛台灣，反對併吞」的紅色大字幕，進行一週的接力式絕食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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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南部暑熱的夏天，我們在像熱鐵燒身般的水泥地上靜坐，在炎天烈日底下，展現最後的「台灣魂」，及「日本精神」，用苦肉之計挑戰市府。這期間，有八位被救護車送進了醫院，幸虧沒有造成生命危險的情況。
但是，我們並不因此氣餒，我們更於柯林頓總統離開中國以後，整隊到高雄市政府，要求提供「國共內戰殞身台灣無名戰士慰靈碑」之土地。我們向高雄市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及理由如下：
1. 「原國民黨軍台灣老兵的戰後處理問題」必須全部由國民黨政府來負責解決。我們曾經為中華民國及中國
國民黨政府奉獻寶貴的青春乃至奉獻生命，不論「政府」或「國家」，可以不聞不問嗎？
2. 假如國家、政府以及國民黨不承認他們的犧牲奉獻，那麼我們這些台灣老兵將自力募建「慰靈碑」，請政
府提供五十坪土地。
3. 這些戰亡的約一萬二千多名國民黨軍台灣兵，大部分都是由高雄港被載送中國大陸而成為不歸的「無名戰
士」，當然他們必須回到高雄港，我們希望在高雄港的附近海岸建立一座「慰靈碑」，其理由在此。
4. 台灣的總面積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除去中央山脈等山岳地帶及泥沼地占百分之六十計算，至少還有一萬
五千平方公里，這些並非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帶來的，台灣人有權要求土地。而是台灣住民的共有土地
5. 為了悼念曾經為國民黨政府，為中華民國陣亡的台灣子弟兵之靈，擬籌建一座「石碑」，需要僅僅五十坪
土地，為什為高雄市政府始終拒絕提供建地？
6. 如果是無血無淚的暴虐外省籍官僚，那是人盡皆知專門欺壓台灣人的，那就不必說。難道連您們本省籍的
官吏都欺壓台灣同胞，甚至連為黨國殞身犧牲奉獻的台灣英靈，也要受您們欺辱嗎？如果您們是台灣人，
哭吧！可恥的公僕。
▼許昭榮在高雄市政府靜坐抗議，要求和吳
敦義市長對話。.jpg)
我們用擴音器，在市政府前大聲叫罵。
我靜坐在市政府的大廳，不管你是警察，或是副市長，我行我素，我要求直接與市長談判。
不知是吳敦義市長被我們的熱情感動，或者說是我的靜坐抗議折服了，吳市長斷然承諾提供土地。結果，獲得了位在高雄港附近的海岸，面向台灣海峽的旗津海岸公園預定地約一公頃(面積約三千八百坪)。
本來我們是計畫用五十坪的土地，沒有料想到竟獲得三千八百坪。這對於沒有建設經費來源的我們來說，啼笑皆非，反而招惹麻煩。
「世界和平祈願公園」建設的夢
以前就有這樣兩句俗諺：「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人在褔中不知褔」，誠然「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人是不知道戰爭的殘酷以及和平的可貴」。因此我們便考慮了用這三千八百坪的土地建造一座「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在園內設置「國共內戰殞身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文物紀念館」，建設兼具紀念與觀光特色的「祈願世界和平公園」。決定後，我們不得不變更計劃。
建設費用估計約需二億元，對一萬二千人的尊貴生命，這應該算是一種相當廉價的「公共設施投資」。
國民政府在戰後，連日本人的個人財產都加以沒收，而且幾乎掠奪所有的資源全部「黨產」化，從一介「亡命政權」而一躍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舊中國國民黨應全面責任把「台灣老兵的戰後處理問題」好好整理清算的義務，但是至今卻完全一副不聞不問的不知情態度，令人無法忍受。
我們現在唯一的期待是，盼望有為的台灣政府早日登場，參照鄭自財先生所設計的圖面，概括「國共內戰殞身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及「戰爭文物紀念館」的「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建設的夢想，能夠早一日的實現而已。
在這篇小文即將完稿之前，筆者有一件事，很誠懇地想呼籲各位讀者及戰友和遺族們，請把你們讀後之感想不吝賜告筆者；或把你們所保存的原日本軍或前國府軍之軍裝、裝備等文物妥為保管，將來捐給本書所提及的「文物紀念館」陳列展示，不勝感禱。
關於本書之出版，筆者由衷感謝惠賜序文的日本津田塾大學名譽教授許世楷博士及義母余美子；贊助出版經費的鄭自財兄；一再鼓勵我出版的至友；在這過程中不斷勉勵我寫作的原日本軍、前國府軍時代的長官及戰友們，尤其幫助我校正、製版、印刷的吳祝榮夫婦等，一併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同時，感謝長期以來有始有終與我並肩作戰，向不義政權追討公道的所有兄弟姊妹們。
最後祈願陣亡的「無名英雄」，能早日昇天成佛，並誓願祇要「中華民國」存在於台灣，我將秉持催生「國共內戰殞身無名英靈紀念碑及文物紀念館」，乃至包括建設「台灣老兵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的美夢，繼續向政府有關機關爭取到底。
後記：台灣首座悼念「國共內戰殞身原日本軍、前國府軍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已於公元2005年11月10日，在高雄市旗津區大汕頭段，海巡署旗津海防哨北鄰的海岸公園區建設落成。餘地約三千二百坪，將保留作為後續建設「台灣住民祈願世界和平紀念公園」包括「台灣英烈祠」及「文物紀念館」用地。
第七章 中國國民黨主政下的不人道政策
戰後台灣人的苦悶與願望
日本人可能認為戰後的台灣回歸中國，在國民政府的愛護下，和「祖國」的同胞和睦過著幸福的日子，事實上卻是完全相反的。台灣在復歸中國後不到一年半即發生「228事件」，及五十年來對「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所施行的差別待遇，尤其禁制「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返台」之不人道政策，就可充分的看出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臺灣人民多心苦悶，更能瞭解台灣人民期望「台灣獨立」的心境。
差別待遇下的台灣老兵
我一再地強調，同樣是「國民政府軍老兵」，同樣是中華民國的「退役老兵返鄉探親制度」，國民黨政府卻對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老兵，沒有任何限制，而且每一個人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的旅費，讓他們返回中國大陸探親。甚至當他們回大陸會親三個月期滿後，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要定居在大陸或是返回台灣。
但是相反地，對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卻設定許多嚴苛的條件，公然禁制台灣老兵的歸鄉。
況且，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政策，不管是大陸籍老兵、台灣俘虜兵、朝鮮戰爭時代的「反共義士」都一律沒有任何條件限制，「一視同仁」的發出中國大陸「出入境」許可。
但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卻對「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回歸問題」採取不平等的政策。這不是暴露自己比共產黨更加不人道嗎？同時這對殘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是造成重大的精神打擊。每談及這種史實，我的腦海裡、不自禁的想起羅登輝先生生前像發瘋一樣，每天去尋覓從台灣返鄉探親的國民政府軍外省人老兵，屈身點頭，請求他們幫忙連絡台灣親人的可憐的形影。
我把當時「國民政府對台籍老兵返鄉探親的政策」之差別待遇對照表列表如下：
從這裡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對「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歸台禁制政策是多麼冷酷無情。這種政策比戰爭時所遭受的砲彈槍劍的攻擊更殘酷。
老實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人民被國民黨政府的「三民主義、自由中國」的旗影掩蔽；被蔣介石政權獨裁威權統治以及愚民愚兵政策愚弄五十年，受黨威脅、欺壓甚至連基本權都被剝削。我們台灣人正如吳濁流先生所寫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所描寫的，命運一直被搬弄，而日本人一點也不知道終戰後的歷史真相。
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曾對外國的訪客說「我們雖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但是我們總是要把想法改變為『背負悲哀的歷史去找尋幸褔的理由』，我寫這個小文就是抱有同樣的心情。
傷透的心加上故鄉冰冷的風
至於獲得九死一生的幸運，生還故鄉的台灣老兵並沒有得到幸褔的生活。他們現在都已經是超過七十歲的老人。雖然達成盼望五十年的還鄉心願，但是回到故鄉所面對的卻是冷酷的寒風，以前所懷念的故鄉之形影已經消失了，而國民政府所說的「照顧生活」如畫在壁上的大餅，而且幾乎沒有容身之處，只有像寄居蟹一樣的寄身在親戚朋友的屋簷下，或者住在租金低廉的鄉下，單是要應付現實的台灣社會環境已經是筋疲力盡。最近中華民國政府要花費新台幣五千億的莫大預算改建「眷村」，但是這些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老兵都沒有包括在這「幸福之神」的恩惠裡。據我所知，幾乎所有的台灣老兵都住在低租金的出租房舍，過著鳥籠般的生活。
從陝西省西安回到彰化縣大林居住的吳添地先生為了能在故鄉生活，在製材所當臨時工，結果不到二週就被鋸木機器鋸斷了右手的食指及中指。
從青海省的高原回到台南縣鹽水定居的楊木貴先生，因為無法適應故鄉的氣候罹患了氣喘，而一起回來的妻子，因為去當土木工事的臨時工，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事故，左腳骨折，夫妻二人都倒在病床上受苦。雖然有六個子女，卻因為國民政府的規定(超過十二歲以上的女子不發給入境簽證)，因此孩子們都被留在青海的高原，連一個在身邊看護的人都沒有。
從上海回到南投縣農村的李圳先生，因為過勞而回台不到二個月就病死了。從上海一起歸來的妻子變成了孤獨的未亡人，但是國民政府不只未加憐惜，反而把原來每個月支給的微薄的「就養金」取消，甚至連「醫療保險」都被取消。陷入生活困難的李圳先生的遺孀，住在上海的獨生女也無法辦理依親，要回到上海也不是辦法。於是村裡的人同情她的遭遇，請她到附近廟裡當清掃工，總算免於飢餓而得以過日子。另一方面外省籍老兵，假若本人死亡，未亡人到死亡為止可以領取每月由政府發給的半額「生活補助金」，台灣老兵就沒有這份優惠！
國民政府對「台灣老兵」的差別待遇及政策不只是「一國兩制」，而且是「不人道」，罵他們是「喪心病狂」一點也不過份。
依我自己的踏查，到1995年12月為止，回到台灣的三百六十幾位滯留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台籍老兵中能夠獲得晚年安定生活的沒有幾個。國民政府在名義上對他們給付每月新台幣一萬二千元的「就養金」(有妻子者一萬三千元)。但從現在台灣的國民最低所得是新台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元來看，從中國大陸歸還的台籍老兵是過著比一般國民最低所得還低的「恩給」生活，這就是「台籍老兵」可悲的宿命。
沒有尊嚴及存在價值的「台灣老兵」
國共內戰敗退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台灣統治獨裁已經五十五年，本來是一個「亡命政權」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但對原國民政府軍台籍兵的戰死者或是傷痛者的補償問題，始終排斥，逃避戰爭責任。
而且對突破共軍的包圍，或是戰到最後彈盡糧絕而隨國民政府一起從大陸撤退回台者，不僅沒和外省人老兵同樣給予生活照顧，四十年來讓他們自生自滅，其理由是「這些台籍老兵在台灣有家，也有財產，又有子女，他們的年所得已超過『輔導就養』所規定的金額，所以不發給『就養金』。」國民政府以這種不合邏輯的理由拒絕他們申請。
另一方面，對同樣是國共內戰戰敗而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老兵，不只有「退役給與」、「戰士授田補償金」，甚至連子女的學費、家族醫療保險費、電費、自來水費、所得稅免稅等照顧的無所不至，連回到中國大陸定居者，政府也會每半年一次將「退役年金」、「就養金」定期的發放給他們。
同樣是為中華民國而盡力，歷盡苦難而回到台灣故鄉的台灣老兵，為了生活，還要抱著老軀去工廠當臨時工，去當大廈守衛，去當道路的清道夫，而且還落得要把老婆送到餐廳去做洗盤子等工作來補足生活費的慘狀。
第六章 中國文化大革命下的台籍原日本兵
投井自殺的台籍原日本兵
被中共軍俘虜，而殘留在中國大陸四十幾年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們所遇到的最大災難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約有90%的台灣老兵被以「歷史反革命分子」、「日本軍閥殘餘分子」、「國民黨特務」、「台灣間諜」、「黑五類」等嫌疑而遭到逮捕，他們一再地接受苛酷的審問，被認為重罪者關入監獄，或者送到偏遠的邊境地區的集體農場或礦區進行「勞動改造」。罪較輕者，則被戴上三角長帽，頸上掛著「歷史反革命分子」、「日本軍閥殘餘分子」、「黑五類」等用大黑字寫的木牌吊在胸前，被帶到街上去遊行示眾；有更甚者，被拉出去交給「批鬥大會」，被群眾拳打腳踢，被眾人吐口水在臉上，遭受身心俱破碎的無情打擊。因此在文革期間，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都是隱藏自己的身份，連一個台灣的「台」字都不敢說出口，甚至連台灣人之間的互通音訊都斷絕了。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送到黑龍江省與西伯利亞國境附近的「紅星農場」勞改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原人民解放軍的重機關槍射擊兵陳力芬先生(台灣基隆市人)，對每日加在身心上的侮辱無法忍受而跳入農場的水井自殺，他是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出生，接受日本的精神教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軍徵為「榮譽軍夫」，派赴到中國大陸去當通譯，而後來因體格壯碩被編入重機關槍分隊而被派到前線。
在激烈戰火中得以倖存的他，對日本的戰敗流下遺憾之淚。復員回到台灣後，第二年，當他看到在基隆登陸的「國民政府軍」的裝備，讓他想起在中國大陸常見的「支那敗殘兵」的那種形象，他大為感嘆。
「日本怎麼會敗給這種敗殘兵？」他後悔的忍吞下眼淚，到了傍晚，他常徘徊在基隆的港邊，想找尋密航到日本的機會，不久發生了「228事件」，事件的火焰立即擴及到台灣全島。
陳先生以日本復員兵的身份參加學生隊，擔任指揮。「這些清國奴」面對那些中國兵這樣罵著。為了報復敗戰之仇恨，他很勇敢地衝向中國軍派來的鎮壓部隊，但是非常可惜，「228事件」終於被鎮壓，討伐暴政的國民黨政府之反抗行動失敗了。
於是陳追捕的名字在隨後的「清鄉掃蕩」行動中成為被追捕的對象，他終於被逮捕了。當時的國民政府隊是極度的橫暴，人民發生糾紛，動輒把槍口對準你的面前，大喊「槍斃！槍斃！」簡直目中無人的狂態。陳先生沒被槍斃，但是憲兵隊長清查了他過去的經歷，僥倖發現他是從中國戰線復員歸來的原日本軍，因此認為與其報復，不如利用他的存在價值，把他移送陸軍，這樣他就被編入第七十師，三八四旅第三連隊的重機關槍隊，又把他送回到中國的戰線，這次並不是日本兵，而是國民政府軍的重機關槍士去和中共的八路軍作戰。
被強制變貌為「支那兵」之後，他對中國人的憎惡感越增加，他身在部隊中但心中經常謾罵「糞臭的中國豬！」。
在徐州戰役，他逃過幾次死亡，也幾度計畫從部隊中逃亡，但是被監視的很緊，最後因脫逃失敗而被捕時，他差點要被捉去倒栽活埋，不久國民政府軍吃了敗戰，他也被中共軍俘虜了，他以為戰敗時，可能會撤退到台灣而回家。誰知被俘後馬上被換了帽徽，這次成了「人民解放軍」的兵士，反而要去追擊敗走的國民政府軍。
為了要追擊敗退的國民政府軍殘兵敗將，一直南下到舟山群島，再進擊下為就可能越過台灣海峽回到台灣，正在高興時，卻因爆發了朝鮮戰爭，部隊便急速的被移動到北方，因此他的夢想又再度破滅了。這時，他已經開始覺悟自己，竟有這種惡戲般的命運。
1950年10月，陳力芬又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身份渡過鴨綠江，被送到北韓的溫井地方，對付美軍的猛烈砲火，「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採用了游擊戰術。
他在激烈戰鬥中，甚至在行軍中，都會突然地在心中叫喊「我到底是真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嗎？」也經常會大聲叫喊起來而嘲笑自己。
陳先生因為在第二次的三十八度線奪還戰役中，胸部及右腳受了重傷，差一點就喪失了生命，他被送回中國，在瀋陽的醫院繼續療養，這期間中共正好開始所謂「三反五反」運動，他在負傷療養回復後，又被送回軍隊。
1966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動「文化大革命」，陳先生此時被紅衛兵拉出來，被扣上「日本軍閥殘餘分子」、「國民政府特務」、「歷史反革命者」的罪名，送到人民公審被灑小便、吐口水再加以拷問，把參加「人民志願軍」的功勞扣抵後，總算是可以免除徒刑，但是被判定放逐到黑龍江省的中蘇邊境的「紅星農場」，他不得不每日非常厭惡地接受思想及勞動改造。但是每天所加上的各種人格上的侮辱，讓他受不了，終於在農場內跳井而自殺。
原日本軍的「榮譽的軍夫」，「原國民政府軍」、「原人民解放軍」、「原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重機關槍士的陳力芬竟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我「解放」了。當我在哈爾濱聽到這樣的悲慘事件時，我當場掉淚，低頭為陳先生祈禱了冥褔。
我發誓我要把他的遭遇記下來，做為歷史的證言，永遠流傳下去。
「文化大革命」時代，全中國不知有多少台灣人和陳力芬先生一樣遭遇到同樣的命運，真遺憾，到今日為止，不但政府對他們被無情地推入這樣悲慘的境地之事不負責任，連對他們的悲慘命運寄予「憐憫之心」的慈善家也沒有，像這樣沒有責任的政府，以及沒有神經、沒有公義的社會，天上的神明怎麼不聞不問不可思議。
被流放到中蘇邊界的台灣老兵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中，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老兵，幾乎都是成為紅衛兵的鬥爭對象，特別是像陳力芬先生一樣具有「日本精神」的台灣人，都遭受到殘酷的悲慘境遇，被送到中國邊境或是最偏僻的地區流放。單以我手中所收集的移送黑龍江省的人數與名單如下：
原日本軍屬羅登輝的哀歌
曾經是「原日本軍屬」、「前國民政府軍」，接著又成為「人民解放軍兵士」的羅登輝先生，與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雖僅一字之差，但是他和陳力芬先生一樣是一個人扮演三種角色，一生中充滿了一波波悲哀的命運所翻弄的人物。
他是1920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中州豐原郡，在中華民國(1989年)78年12月25日死於中國江蘇省泗陽縣的異邦之地。
依照中國共產黨的資料所記載，他是「8歲到14歲入學就讀，14歲到21歲當職工，而後當二年日本兵，又當了三年的國民政府軍，在海南島的榆林自營建台營造所(其實是木工店)一年三個月，在1950年8月18日在海南島被解放(俘虜)成為人民解放軍」。
羅登輝先生為了準備在萬一時能留下自己的記錄而在壁中藏了二張記述如下的字條：
「我的名字叫羅登輝，原籍台灣台中州豐原郡，昭和18年(1943年)9月25日，被徵用為日本軍夫，被派遣到海南島，直到終戰為止。而後，被來接收的海南島的國民政府軍所強制留用，到了1949年才辭去軍職，因為自己是木匠，因此一面工作，一面等待著回台灣的船隻，但是在第二年就被中共軍俘虜而被送到中國大陸，過了五年的人民解放軍的軍隊生活，在退役後，又在泗陽縣的埠頭當了五年的貨物搬運工，而後被逮捕，無端被套上歷史反革命罪而判懲役十年，勞動改造二年六個月。」
「在獄中因為生病，雖被允許保外就醫，但卻是被移送到地方的人民公社農場，在群眾的監視下進行勞動改造，到了1973年方總算獲得自由之身回到民間，我現在的願望只有一個，就是能夠回到故鄉的台灣，完成落葉歸根的心願。」
另一張已經發黃的字條記遊如下：
「1943年9月，我被徵用為日本軍夫派遣到海南島。我的任命是配屬於日本橫須賀海軍第四特別陸戰隊的三等巡警(實為戰門員)。月薪是日幣85圓50錢。1944年4月升為三家分遣隊的二等巡警，1945年4月又升為二甲分遣隊一等巡警，直到終戰為止。終戰後，我被來海南島接收的國民政府軍以台灣人技術者留用，在1946年3月強制收編派到三亞市國民政府軍航空基地服務，待遇是陸軍上士(軍曹)。
本來聽說在九月份有開往台灣的船隻，包括我在內的原日本軍人，軍屬、軍夫台灣人共39人都在為返回台灣而準備，但是不幸的是，因為遇到颱風，基地內的兵舍被吹倒了，我們被繼續留下來整建，因此就失去了回台灣的機會。從重慶派來接收的羅司令官告訴我們：『過了新年以後，若有船隻的話，會把舒適的船室留給你們，優先讓你們上船，假如沒有船隻的話，我們才會用空軍的飛機送你們回台灣』，這樣對我們保證，但是新年過了很久，仍然沒有遣送我們回台灣的動靜。後來，我們才知道羅司令官根本是在說謊，那一張蓋上官印的公文，只是一張廢紙一樣，根本沒有作用。
當時三亞空軍基地有一位原叫傅榮華的福建人部隊長，他在1948年時，突然改名字姓「龍」，我是在1949年得到他的許可獲得離開基地的職務，同時為了回台灣，向國民政府的關係機關提出「台灣入境簽證」的申請書，但是到現在為止，連一點回音都沒有，到現在還未能實現回台灣的願望。
國民政府的法令和規定不但亂七八糟，而且馬馬虎虎，官員的作法又是貪汙骯髒，為什麼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不能回台灣，真是不可思議。於是不得已，自己開了一間稱為「建台營造所」的木工店，一人孤獨生活，等待回台灣的機會。到了1950年4月，駐在海南島的國民政府軍秘密地撤退到台灣，而我們這些台灣兵卻被留在海南島，到了同年8月，我們便被中共的人民解放軍解放(俘虜)了。」
成為羅登輝先生遺書的這二張字條(便箋)，悲痛的告訴我們，在終戰的當時，殘留在海南島的原日本軍人軍屬的台灣人如何地被國民政府軍強制留用，又如何喪失搭乘日本軍的撤退船隻及國民政府軍的撤退船艦的悲慘故事。
他們每天站在長著椰子樹的海南島海邊，忍住眼中的熱淚，眺望著碧海和青空，腦海中浮現所懷念的故鄉的種種回憶，渴望著與久別、等待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團圓。但是，生為「台灣人」的他們，被日本人區別成「支那人」，又被中國人歧視為「日本兵俘虜」，把他們當做「戰利品」，就像皮球一樣，由這一手傳過另一手，不斷地被強迫去參加那賭注生命的「戰爭遊戲」。
依照我的踏查訪問，終戰後在海外被國民政府軍接收而強制留用的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不只是羅登輝等人這種情況，其他尚有國民政府軍第四十六軍第一一八師也有被強制留用的原陸軍野戰醫院的軍醫及護士，還有，不少被國民政府軍的輜重部隊所強制留用的運輸司機。去年終於回到台灣的花蓮縣出身的陳增昌先生(原日本軍醫)及張壬妹女士(原護士)夫婦，早前脫逃回台的徐秀棟先先；現在還留在海南島海口市的宋道昌及鄭潤啟兩先生，也都是原日本軍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
到底有多少原日本軍人軍屬於終戰當時，在海南島或中國大陸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所強制留用？而後，他們的境遇又是如何？研究台灣近代史的學者，或是對「原日本軍台灣兵」以及「原國民政府軍台灣兵」有興趣的人權工作者實在有加以探究的餘地及價值。
戰後，已經經過了五十年，但是對「台灣老兵」的苦難和悲劇知道的台灣同胞不到百分之一，這可以知道五十年之間的國民政府的「愚兵愚民政策」以及「殖民教育」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浸透入台灣人民的幼稚心靈，真是可嘆可悲的事。
話說回來，1943年羅登輝被日本軍徵用到南方戰線出征時已經結婚，而他的妻子也已經是妊娠八個月。
利用台灣兵來攻略台灣
1945年8月，日本敗戰後，被派遣到南方戰線而砲火餘生的台灣兵日本軍人軍屬陸續復員回到台灣。羅先生的妻子羅碧玉女士抱著幼子每日等待夫君的歸來，但是羅先生到最後都一直沒出現。
對丈夫被國民黨軍隊強制留用，甚至被國民政府軍棄置而又被中共軍隊所俘虜，再被送到中國大陸的事，在台家屬當然不可能知道，碧玉女士每日忍著淚水撫養幼子，朝晚對著丈夫的牌位燒香泣拜。
成為中國共產黨軍隊俘虜的羅登輝，被編入人民解放軍「台灣幹部訓練團第三中隊」，次年九月，被配屬到「華東直屬集中訓練隊」。但是歷任日本軍的戰地員警，並晉昇到一等巡警的他，在1952年7月，被中共當局評價為「表現不良」降為「炊事兵」。
當時，中國共產黨軍乘勝追擊，想解放台灣。中共當局認為要攻略台灣，可以利用台灣俘虜兵，因此計畫如何對台灣兵洗腦當做攻略台灣的尖兵。
考據中國方面的文獻，從1947到1949年之間，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共軍所捕虜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灣兵大約有二千人，他們全部被編入「人民解放軍」，而準備攻略台灣。有一部分被移送到華北或華東的「軍政大學」，接受三個月或九個月的短期促成幹部訓練班，而大部分的台灣兵則被送到各地所設置的台灣幹部訓練團，接受馬克思思想的洗禮，而後集結到浙江省及福建省的沿海基地，一步步地準備著進攻台灣。
沒想到，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了朝鮮戰爭，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急遽地派遣至台灣海峽介入防衛台灣，就這樣，中共軍的「台灣解放攻擊計畫」變成白紙，避免了一場台灣人殺台灣人的「互殺悲劇」。
羅先生可能是因為在訓練中「成績不良」的關係，不能擔任攻略台灣的尖兵，才被淘汰降為「炊事兵」，被轉派到江蘇軍區訓練團的第四大隊第十二中隊的。到了1955年春天，他又恢復了「戰鬥員」的身份。此時，朝鮮戰爭已經停戰，中共軍又再度集結到南中國海的沿岸，想乘佔據浙江省台州灣的小島「一江山」之優勢，準備進攻金、馬。
什麼是台灣人的「歷史反革命」
離開故鄉台灣十幾年，而且國共雙方對立，連通訊都不可能，還鄉的日子更是遙遙不可期，羅登輝在這環境下終於和江蘇省的女性張秀蘭結婚，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孩，取「泗陽」的字頭，稱為「泗妹」，夫妻子女三人雖過著苦日子，總是一家團圓生活，但不幸的是他的團圓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
1960年1月11日過了新年，還不到二個星期，羅登輝因為有「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及「台灣人」的三重身份，以「歷史反革命」份子的罪嫌被逮捕，並被判處徒刑十年、勞動改造二年半。他的妻子也被列上「黑五類的家屬」之名單而遭受到辛酸的生活。
1962年6月，羅先生因為在獄中罹患了肺腫病，雖獲得保外就醫的許可，卻是被移送到泗陽縣人民公社，在群眾監督下進行治療。
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間，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所有的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包括早期的台灣共產黨領導者謝雪紅、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及殘留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等不論身份，全部被指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連大陸籍的妻子都被列為「黑五類家族」過著受迫害的日子。
尤其，特別是像陳力芬、羅登輝兩人一樣受過日本教育而經歷日本軍人軍屬，尚未能完全脫離日本精神的人，更是成為中共紅衛兵的「眼中之刺」遭受到悲慘的待遇。他們的苦難，實在令人同情。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和台灣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推在台灣人身上烙的所謂「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到底又是為什麼？是根據什麼法律？到現在我還想大聲的責問「紅衛兵」那些傢伙。
這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雖然因為鄧小平的上臺而抹消、而平反了，但是每想到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政治迫害史」，簡直像心內在滴血一樣感到悲哀。
在「洞窟」的家迎接新年渡過寒冬
1970年1月10日，羅登輝先生服滿了十年的徒刑獲得釋放，但是脫不了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又繼續被送去勞動改造二年六個月。
歷盡太平洋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穿過槍林彈雨，砲火餘生的羅登輝，沒有辯駁的餘地，不得不服從無須有的懲罰。他感嘆：「枉費上蒼保佑我羅登輝存活下來，然而，因為生為台灣人的「原罪」，難道我必須再背負十字架，非死在「勞動改造營」不可嗎？這是什麼道理！」他一想起這些事便悲傷得有幾次想自殺，但是回想留在故鄉的妻子，年紀老邁的雙親，還有未見面的兒子，故鄉台灣的種種縈繞在他的腦中，於是他繼續咬緊牙根。
「為對抗這些畜生我要勇敢的繼續活下去」，他這樣勉勵自己。
▼羅登輝和家人住了17年的土磚茅屋.jpg)
1973年12月，他被中共當局評定「表現馬馬虎虎」獲釋回復為自由之身，然而卻攜妻帶女走投無路。想回台灣嘛，在國共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回台灣是不可能的，這是不言可喻。更何況，在中國大陸又已經再婚，把妻女帶回台灣必定會發生家庭糾紛。想離開這個使他厭惡的泗陽嘛，沒有「通行證」是走不了的。考慮到最後，任由命運的安排接受了看管運河的堤防的工作。
江蘇省的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風雪又大，對困窮人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羅先生一家三人在新年快要到的這時節，不但沒有錢，連躲避風雪的家都沒有！他們像被秋風掃盡葉子，站在堤岸上震顫的防風林，在寒風中全身顫抖著，祇有望著灰色的天空，向上蒼祈求春天早日來臨。
當年被派遣到海南島，和當地部落居民同樣生活在野外有相當時間的羅先生，為了渡過這樣寒冷的冬雪，在堤防的土堤上挖了洞窟。想不到卻挖到尚未腐朽的棺材和白骨。人一旦窮途末路到了這種地步，什麼鬼神、禁忌都不怕了。他把腐朽的棺材和白骨收集起來，另外挖個洞穴把這些埋回去，然後把原來的墓穴再挖得更寬闊到能容下三個人住得下的程度。
這一年，羅先生一家就靠著政府所配給的少量糧食，在洞穴中迎接了新年，總算渡過了寒冷的冬天。過了年後，開始吹起暖和的春風。他自責讓妻女住在墓穴實在太可憐了，於是挖了河床的泥土做成土塊砌成牆壁，割了河邊的茅草蓋上屋頂，總算建成了大約六坪大小的小屋，三人便住在這個土磚茅屋(如圖)渡過了十七年的歲月。
在此期間，羅先生擔任了運河的堤防及防風林的管理，有空時，利用時間到碼頭去從事貨物搬運工作，而秀蘭和女兒泗妹則一起到市場或菜園去撿拾被丟棄的野菜或農家沒有撿拾的雜穀或蕃薯來補貼生活。
望鄉及羅妻秀蘭之死
到了1987年末，台灣的國民政府被國內外要求「返鄉探親」的聲浪壓迫，終於對中國大陸解除門禁，使敗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退伍老兵(外省人)能夠在四十年後返回了他們的故鄉。
但是，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對滯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的歸還問題卻制定了許多不人道的規定，禁制台灣老兵回鄉。致使羅先生變得急躁不安，沒有食慾又失眠，每天到運河的碼頭或街上的停車場徬徨徘徊，一看到好像從台灣回來「探親」的老人，就靠近去請他們幫他帶一封信，寄給台灣家族。他這樣四處尋人拜託。
他曾經肩上掛著紅色佩帶，在日本的太陽旗及榮譽軍夫歌聲歡送下，出門已經過了五十年。在這漫長的五十年歲月裡，羅先生的銳氣以及自尊，已經完全消失了，身心都已經無力，心中所留下來的唯一心願就是能早一日回到台灣的故鄉，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須和故鄉的親人取得連絡，因此他的內心是非常焦急的。
自從國民政府軍外省籍老兵開放「返鄉探親」以來，羅先生的鄉愁是日復一日增加，但是他的歸鄉慾念越是強烈，他的妻子秀蘭就反而越是意氣消沈，最後，連雙方的對話都沒有了，終生苦勞又營養不足而一直患貧血症的秀蘭對離開泗陽好像很不願意。
有一天，突然不幸來臨了，和平常一樣在運河畔洗衣服時，秀蘭突然發生腦貧血而掉入運河裡溺死了。這時羅先生仍和往常一樣在街上找尋從台灣回來探親的外省人老兵，他接到惡耗跑回去時，他的妻子已經沒有氣息了。
羅先生自責沒有盡到做丈夫的責任，把妻子的遺體葬在自己小屋的旁邊，以便能每日和妻子相望、對話。秀蘭死後，羅先生的精神負擔稍微減輕了，他和唯一的女兒泗妹過著父女相依的生活，但每日還是燃燒著回歸台灣的願望。但是很遺憾的，他在這個期間裡，還不知道他在海南島出征時，大腹便便的髮妻碧玉，也已經在十幾年前離家再婚了。
羅氏父子初會面的喜悅
1988年夏天，羅先生終於和台灣的親人取得連絡。從來信的筆跡可以確認是羅登輝的親筆信函，但是家人一時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們認為以日本軍夫派遣到海南島而戰死的羅登輝，在四十年後，竟然活生生的在中國大陸，家族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半信半疑，但是同樣的來信從中國不斷地傳來，這時家族對他生存的事實不得不相信，而燃起一絲希望。大家討論的結果，決定組成旅行團藉著觀光到江蘇省泗陽縣去探望。
▼羅登輝(左)和兒子羅鐘雄重逢.jpg)
雖然羅登輝離家已經45年，但他的妹妹一眼就認出哥哥羅登輝。兄妹闊別了40餘年，悲喜交集；羅鐘雄更感到驚喜，因為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父子首次見面，驚喜的擁抱，喜極而泣。一起參加旅行團的人，不論親戚或外人，莫不被這幕親情所感動，情不自禁地跟著落淚。
尤其，當大家看到羅先生一家三口住了17年的豬舍不如的茅屋，更禁不住同情和關懷之情。要離開泗陽時，一道參加旅遊的同伴，大家都把多餘的錢，(包括美金及人民幣)，全部掏出來交給羅登輝。
堂兄羅團長代表參加旅行的團員，對羅登輝說：「用這些錢去蓋一間鋼筋水泥的覆瓦二層樓房吧！如果不夠，請告訴我」加以叮嚀後，緊緊地握住了羅登輝的手。
破滅的歸鄉之夢
父子見面後的一個多月後，羅先生的兒子鐘雄又再度飛往泗陽，這次的最大目的是要去辦理父親返台所需要的手續，中國政府方面已經發給返鄉羅登輝的回台許可書。羅先生用拐杖支柱七十二歲的身軀和兒子一起到設置在香港的國民政府簽證辦理機關「港九救濟委員會」去申請回台的「入境簽證」，但是在九龍的金門飯店住了三個月，幾乎把所有的旅費都用光了，台灣方面的入國簽證卻一點消息也沒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最後去拜託有關的人去查詢，才知道台灣的國民政府規定「殘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灣兵」歸台條件「必須年齡七十五歲才能發給入國簽證」。
羅先生父子真是愕呆了，拉著滿臉流下了悲憤的淚，父子二人頓時掉入失望的深淵，只好又回到泗陽自為「豬稠」的舊巢。
從此以後，羅先生每日過著悲憤與憂鬱的日子，結果連出外都變得毫無興趣。
「至少也讓女兒先回去台灣」，這樣子想的羅先生給在台灣的兒子寫了信要他幫妹妹辦理台灣的入境手續，但是所得到的答覆是「隨親回台的子女只限於未滿十二歲」規定的這種惡辣的消息。
當時羅先生未滿72歲，而女兒羅泗妹已滿21歲，父女兩人都沒有回台灣的資格，對羅先生來講，從沒有受到這麼大的精神打擊，感到疲憊的他，禁不住說：「國民政府的法令和規定不但亂七八糟，並且敷衍了事，官吏的行為更是骯髒」，想起以前他對國民政府所批評的話又再一度的得到驗證。確實就是如此，他再度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啃囓他的心！
「好吧！下定決心把鐵筋水泥的蓋瓦二層樓建起來吧！」他心中這樣的發誓。
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灣老兵的哀歌
靠著台灣的兒子鐘雄的經濟援助及羅先生本人的苦心努力，二層樓的基礎工事終於完成，並且上樑，漸漸地把一樓的水泥壁也完成了，當二樓的屋頂完成時，紅瓦由南京用小帆船載了過來。他是每天日夜的疲勞及悲憤填胸，他肺部的舊疾再次復發他終於倒下來了。
▼羅登輝的兒子幫父親完成的二層樓房.jpg)
那年(1989)，過了八月，進入秋風吹拂，堤防的防風林開始落葉時分，他新建的「鐵筋水泥的紅瓦二層房屋」終於完成了，是這個村裡頗具氣派的樓房。
落成那天晚上，在新屋的庭院舉行慶祝宴席，把村內的男女老幼都請來，其中，連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批鬥嘲笑羅登輝，在他臉上吐口水、用腳踢他的「紅衛兵」也混在裡頭，村裡的官員也來慶賀致詞。
羅登輝抱病由兒子及女兒扶著雙臂，用拐杖拖著老瘦的身軀來到會場，看見好像村子裡大拜拜一樣的熱鬧及喧嚷不息的歡聲，心裡感慨萬千。
「羅先生，恭喜恭喜」之聲不絕於耳。
「羅先生，乾杯、乾杯」這樣被奉承著，但是羅先生卻是笑不出來，連喝酒的興致都沒有，反而是在內心裡哭泣。
專程從台灣趕來參加落成儀式的鐘雄，把父親的台灣「入境許可證」帶來了，但是這時的羅先生已經連出門去旅行的氣力都沒有，甚至連回台灣的意願也沒有了。
就在同一年12月25日，他的「落葉歸根」的悲願就像毫無止境的夢境一樣消失了，他的兩眼含著遺恨之淚，安靜的去世了。
▼新屋落成，羅登輝接受村民的祝賀。.jpg)
羅登輝先生的人生經過了激烈的太平洋戰爭的砲火、國共內戰悲慘的人海戰術，以及橫暴的文化大革命的屠殺，踏破這些大動亂時代的波瀾而能生存下來，竟然在國共對立緩和，國民政府的戒嚴令廢止，以及兩岸的門禁開放，正要達成歸返故鄉台灣的心願之前夕，卻在標榜民主主義的國民政府的非人道政策對待下氣死！
羅先生的處境就像在戰場上負了重傷，奮力忍受終於回到自己城門下時，卻因為主帥下令不給他打開城門，終於流血過多，死在自己的城門前的武士一樣悲慘。
▼羅登輝的喪禮，落葉歸根的悲願也消失了。.jpg)
羅登輝先生之死，不只顯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同樣也是一種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殘暴與不人道的「戰後處理」無言的抗議。
和羅先生一樣受到國民政府的這種毒辣的差別政策所打擊而吞下悲恨之淚，失去生命的殘留在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到底有多少人呢？這樣殘酷的史實，被國民政府的忽視而將漸漸消失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自由民主與科技的時代」裡。我無法容忍這種悲傷而讓它迢遙流逝。只要我意識存在的一日。我絕不氣餒，雖然是詞不達意的文章，我要趁早把這個史實寫下來，也要把它出版，讓大家知道這段史實，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被國民故府軍所誘拐的台灣女性
戰後，除了傾家蕩產，被國民政府軍所拐騙而被迫參加國共內戰的一萬多名台灣兵之外，還有些是被國民政府的軍宮所誘拐而隨著軍隊的移動渡海到中國大陸的台灣女性。
終戰初期，進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主要是占據台灣各地的學校或公家機關的空屋，因為這個關係，許多學校的女教員或機關的女性職員以及民家少女被誘拐、暴行恐嚇，乃至全家被滅門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殘暴行為在日治時代是非常少見的。可見台灣人對當年國民政府軍官兵的作為會感到氣憤是當然的事。
「這樣軍隊是祖國的軍隊嗎？」
「什麼叫同胞！比日本人還殘暴！」
「混蛋的傢伙！難怪日本人罵他們是清國奴啊！」
「要把女兒嫁給外省人，不如殺了餵豬！」
各地的台灣民眾的咒罵以及憎惡之聲不絕於耳。
終戰還不到一年，台灣人對「祖國」的愛情，從熱望變成希望，從希望變成失望，而更進一步的跌入絕望的深淵。終於在一年半後的1947年2月27日，在臺北市，因為「取締私煙」而成為隱藏在台灣人民心中悲憤的導火線，在第二天(2月28日)爆發了「抗暴事件」。
當然「228事件」發生的遠因，不只是國民政府軍對台灣女性的暴行以及取締私煙的問題而己，其他的政治、經濟、文化、軍律及對各種事物的價值觀等等問題都複雜的糾葛，終於發生了像火山爆發一樣的大事件是無可置疑的。
在終戰初期，進駐到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的官士官兵誘拐了不少台灣女性，其主要原因：
a. 國民政府軍的官兵，以「戰勝者」的姿態君臨台灣，到處逞威。
b. 軍規軍律非常紊亂。
c. 「近水樓台」(因為駐屯場所上關係與女性接觸機會多)
d. 有些台灣人有潛在學習中國語的意識存在。
e. 被黃金戒子或手鍊誘惑。
1946～47年，派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第六十二軍先到東北的錦州支援，而整編第七十師，則到山東省西部及徐州的支援於後。到大陸的台灣兵都以上海為第一個地。軍方明知道軍隊會移動到戰地，但這些國民政府軍的軍官卻故意隱瞞真相，把許多的台灣女性帶到中國大陸去。船雖然安全的到達了上海，但是這以後所遭遇到的「不幸」，這些台灣女性那裡會想像得到。
一旦到了中國大陸以後，台灣女性這才發現對方早已有了妻子，有的是無法適應那裡的生活和語言，因此被遺棄、被出賣的事倒是不勝枚舉。假如，沒有被遺棄或出賣，這些台灣女性被帶到「冰天雪地」的東北，也無法適應酷寒的環境。何況，部隊是去前線支援、作戰的，怎能帶著女人上軍！
所以，她們被留置在上海，雖然是被遺棄或像奴隸般地被賣掉了，但，這些人算是蠻「幸運」的。
這些女性幾乎都是不顧父母兄弟之反對，愛上外省人軍官或被誘拐而隨部隊去大陸後，美夢破碎，走投無路，又不敢返回台灣，為了生活，不得不走上賣春之路。
這些女性在上海市的花街掛起招牌，寫著「台灣女郎」而堂堂幹起拉客的生意，這種事情被派遣到上海的台灣海軍技術員兵們發現而引起騷動，一時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對一起生活在上海的台灣人來說，沒有比這個更羞辱的事情。
有一位被帶到山東省的臺北第三高女出身的女性，被對方的母親視為「海島番婆」身心受盡虐待，無法忍受而徘徊於青島海邊，想投海自殺而被我們救助的情景，我永遠難以忘記。
被吸鴉片煙的軍醫所欺騙的少女
滯留在雲南省的原國民政府軍野戰醫院當護士的黃月華，更遭遇到悽慘的命運。她是昭和4年(1929年)生於台灣宜蘭縣的一個貧苦家庭為長女，在終戰那年，連公學校還未能畢業的她，已是長得亭亭玉立的十七歲少女。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軍的部隊進駐到黃月華家的羅東鎮附近純樸小村莊，不知是否命運的捉弄，她竟然成為進駐村裡的國民政府軍官兵互相競爭追逐的對象。
這年年尾，貧窮加上母親突然病死，下面的妹妹便被送出人家養女。這麼一來失去母親及妹妹的悲傷，心裡甚為孤寂、無助。駐村部隊有一位軍醫胡上尉殷勤照顧，加上一個金戒指誘惑，終於贏得她的芳心。
到第二年夏天，她便不顧父兄的反對，和胡姓軍醫一起隨部隊的移動渡海到中國大陸。然而，「不幸」已經在等著她，他不但無法過著新婚夫婦的家庭生活，甚且每日過著危險、緊張的軍隊生活，尤其胡上尉在大陸已經有了妻子，而且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鴉片中毒者。
胡軍醫為了購買鴉片及嗎啡的錢，竟將她編入軍隊的護士班，領取她的薪水去買鴉片，有時毒癮發作時，就催促她去向人家借錢，不聽命時，便遭拳打腳踢，她只有忍氣吞聲變成沈默寡言。
不到一年，她已無法再忍受他的虐待，便和胡軍醫分手，後來輾轉許多野戰醫院，最後又和同野戰醫院的張中尉再婚，生下三男一女，成為四個子女的母親。
當我訪問她時，黃女士回想她的不幸遭遇，心痛地訴說她的心聲：
「1955年7月，在高呼『肅反運動』的呼聲中，我丈夫因出身原國民政府軍，立刻被貼上『歷史反革命』嫌疑者的標籤，每天晚上被公安叫去審問到深夜，對歷史問題(祖先歷代的經歷)加以審問，最後被判定牢役八年，外加勞改造十二年。」
生為台灣人的「原罪」
「我也是因為原籍是台灣而被送到煤礦去接受勞改，那時最大的孩子才八歲，最小的生下不到五個月，而且是遠離家鄉的台灣女性。我一個女人每天帶著幼小的四個子女去參加煤礦的重勞動作，因為營養失調，連餵孩子的乳水都擠不出來，甚至連養孩子的錢也沒有。」
「為了錢，我強忍著去加班工作，每天要到深夜才能回家，再做糊紙袋的工作。我比人家加倍的認真工作，但是我的薪資卻比別人少，一般的家庭都能獲得一日三餐的溫飽，而我們卻是一日二頓稀粥，要讓孩子吃飽都很困難。當時所配給的主食是雜糧，數量又少，我們只有經常去採野菜或果之類瓜來代替主食渡過飢餓，豬肉、魚味對我們來說是完全無緣的東西。」
「1966年2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像我們這樣的人當然又成為鬥爭的對象。我丈夫的勞動薪資由每月29元被降低24元，而十五歲的長男，在學校被輕視，指為黑五類之子。下面的孩子們看了這種情形，深恐被人欺負，害怕得連學校都不敢去，每天哭泣不願意去上學，因此我的孩子們都沒有接受什麼文化(教育)。
「我不論如何努力去工作，我的薪資永遠比別人少，因此幾乎每天都在為生活而忙碌，有時候連買米的錢都沒有，我也沒有勇氣去向鄰居借錢，有時因為生病無法工作時，班長便立刻來調查，因為我是台灣人的關係，一直被監視著，因此一缺席，他們立刻就知道。難道是台灣人一生下來，就要背負這樣的『原罪』嗎？」
「我被前夫拐騙而來到中國大陸，我早就認命，只要當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能夠渡過一生就好了，但是這四十年來，我在中國大陸所受到的苦難，是無法用筆墨所能形容的」。
已經是滿頭白髮的黃月華，一直擦著眼淚，把她長年藏在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時所遭受到的痛苦向我訴說。
第五章 戰後被國民政府軍拐騙的台籍老兵
混身血與泥的台灣青年
到現在，一談到「台灣兵」，一般的台灣人都立刻把它認為是在大東亞戰爭中，被日本軍隊徵用而派遣到中國大陸或南洋群島去的台灣人原日本軍人軍屬。而一談到「台灣老兵」，台灣的一般民眾又以為是「老芋仔」(國共內戰戰敗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老兵)，或是「榮民」(國民政府所特別豢養的外省人退役軍人)。筆者所感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已經超過五十年，1947年台灣發生的「228事件」終於浮現檯面讓國內外的人知曉。但是在「228事件」前後，特別是從1946～47年間約有一萬五千名的台灣青少年，被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的陸軍、海軍部隊連騙帶擄投入部隊，被遣往中國大陸參加國共內戰，其中約一萬二千人戰病死亡、或餓死；或失蹤的悲慘歷史知道的台灣人卻少之又少。當然日本人更不知道這些台籍老兵的悲情。在這些台灣老兵中，有很多是在大東亞戰爭中生存，而戰後復員回到台灣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其人數大概佔總數的一半以上。
經戰後，台灣被交到蔣介石政權的手中，短短的一年半就發生了「228事件」(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從中國派遣了鎮壓部隊，從基隆上陸以後，就一路的展開屠殺，特別是對台灣的知識分子，以及原日本軍的軍人軍屬及學生，總共大約殺了二萬人。在事件被鎮壓後，國民政府軍更在全島展開「清鄉掃蕩」(對懷疑者徹底的肅清政策)的行動，對被認為可疑或不順眼的人加以逮捕後槍殺或關入監獄，接著又施行世界最長長達38年的「戒嚴令」，讓台灣人民處於「白色恐怖」生活中，因此對於自己的子弟被拐騙甚至被擄，家族不但不敢投訴，甚至連探尋他們的行蹤都不可能。這些台灣兵和在「228事件」被屠殺的「有名人」或「知識分子」不同，他們大多數是出身於貧窮家庭，其中特別是原住民及客家人佔多數。因此要引起立法委員或社會人士的關心，是比較困難的。
在我調查所知的範圍，終戰初期，蔣介石政權還未在台灣施行徵兵制度以前，國民政府軍隊所網羅的台籍兵的入伍時間來看，以「228事件」發生前後來區分，可分成二個階段。
極端卑鄙的國民政府軍的募兵手段
▼國民黨招募台灣兵的公告.jpg)
在「228事件」發生前的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26日止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剛好是日本戰敗，蔣介石政權派陳儀來接收台灣的政權交替時期，同時因為戰爭剛剛結束，有許多工廠還在停工狀態，工商業也還沒有復原，而日本統治末期的「物質統制」及「配給制度」也被廢止；同時被日本視為南進基地的台灣所貯存的軍需物質，幾乎都被國民政府的接收官員席捲而搬運到中國大陸(主要是上海)中變賣，台灣人民的生活是日復一日的窮困。而被徵召到海外的原日本軍人軍屬陸續地復員回到台灣，因此台灣的失業率大幅增加。物價像三級跳的暴漲，單就米價就從終戰之日起不到一年的時間漲了一百倍以上，台灣的青年們整日為失業而苦惱。
這時，國民政府下了整編命令，進駐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第七十軍及第六十二軍(包含獨立第九十五師)為了補充兵員，便在台灣各地貼出招募的告示。甚至派到農村及山地部落去勸誘，煽動對「祖國」的愛國心，並且以優厚的條件為釣餌，誘致了約一萬二千名台灣青年進入軍隊。在這一階段的國民政府軍的招募手段，主要是使用如下的言詞當釣餌，其欺騙手段如下：
A. 親愛的台灣青年同胞，你們已被日本帝國殖民了五十年，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像奴隸一般過著苦難的日子。今天祖國的軍隊完成了八年的抗戰獲得了輝煌的勝利，把大家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大家都知道，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現在大家已回到溫暖的祖國懷抱中。為了重建這個苦難的祖國，需要各位年青人的力量來幫忙。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加入祖國的軍隊，共同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就是對「祖國」的「愛國精神」的表現。(使用煽動的文字)
B. 入隊服務期間：2～3年(根本是胡說，當時國民政府軍實際上根本沒有「退除役制度」存在)。
C. 海軍是要派到上海或青島去接收日本賠償艦及整修工作的「技術兵員」。用一種「工員」或「兵士」的分不清楚的名義來招募，服役期間為六個月或一年。(把身份及期間，故意模糊)
D. 待遇為月薪二千至三千元(應徵者都以為「台幣」來計算而去應募，結果到了大陸以後拿到薪資才知道是如同廢紙的大陸「關金」及「法幣」，而不是「台幣」，知道被騙時已經來不及了)。
E. 在軍隊服役中，可以免費學習「中國話」(當然)。
F.退役後，可以轉業到政府的行政機關服務(胡說八道)。
G. 海軍第一階段的應徵者，都發給從日本海軍所接收來的日本下士官軍裝，外出時穿著，吸引了當時憧憬日本海軍的不少台灣青年。
第一階段用上述釣餌誘騙台灣青年，誘引了約一萬二千名台灣青少年進入部隊，但是幾乎都被編入陸軍，海軍僅僅募集了約100人。
這些台灣的青少年投入國民政府軍的目的有各種的情況。有的是為了幫助解決家庭的生活困境，有的竟是想免費能學習中國語，更有的是對「祖國」河山的憧憬；或是希望當職業軍人，有的是莫名其妙的被誘拐，更有一些是被強拉編入軍隊。還有，一部份的人，是在戰後在海南島被強制留用或收編。
他們的出身和動機雖然大家各有不同，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誰也沒有想到會被送到中國內戰的最前線，當他們知道被騙時，已經是陷於如同國民政府軍的「俘虜」一樣的境地。
以「228事件」為藉口強制拉丁
第二階段是自1947年3月到1949年年底，也就是「228事件」發生後，到蔣介石政權在國共內戰中吃了敗戰，撤退到台灣的期間。
在這個階段，因志願或被誘騙而入隊者，僅是少數，為何如此呢？因為自「228事件」發生後，台灣人已經對國民政府軍的「軍隊」到底是什麼軍隊已經看透了，所以被騙入軍隊的愚笨傢伙已大大地減少了。
但是，被國民政府用第21師以「技術員」名義雇用者，或被海軍以接收「日本賠償艦」之名義誘致，或被以「參加二二八暴動」罪嫌，脅迫投入海軍者，一共大約有3千多人。
這批人包括：無線電技術者、大卡車駕駛員、醫護人員(以上為陸軍)；海兵團、空C廠少年工、船員(以上為海軍)；此外尚有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及汽車第32中隊，也招募一千餘技工及駕駛士兵。
總之，我們「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既不是志願兵、又不是徵兵、更不是傭兵，直到現在，大家都還找不到「歷史定位」！
最不可思議的是，50餘年後的今天，國防部仍然把我們稱為「台灣光復初期隨國軍赴大陸作戰人員」。換句話說，軍方把我們當做像「隨桃太郎至鬼島征討鬼怪的狗和猴子」一般看待！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當年，我們要被押往中國大陸時，軍部把我們台灣新兵的武裝完全解除，調動外省籍的警衛連荷槍實彈，還上刺刀，像運送戰犯或捕虜一般押上運輸艦。船隻要離開高雄或基隆港開往中國大陸時，由於碼頭上戒備森嚴，所以冷冷清清，家屬都不知道我們將被遣往中國大陸。那種狀況，實在是淒涼。與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日本人徵召為軍人軍屬或軍夫要出征時的熱鬧和壯行比較，簡直是天壤之別。
尤其載運台灣新兵的船隻，不論是從基隆或高雄出港，大都選擇在半夜的時間。對於國民政府軍的幕僚來講，或許台灣人民進入夢鄉的時辰，是他們最愛的「吉時」吧！
特別是「雨港」基隆，在朦朧夜霧的街燈下，或下著季節雨的夜晚，連說一句「再見」都沒有，就要和父母兄弟姊妹或妻子離別，而將被載往未知的世界！那種悲傷、寂寞和淒涼的心情，誰能瞭解!?那種悲情，隨著船隻離岸越來越重，甚至變成哭泣和呼喊聲！
有些勇敢的人，發覺搭上「賊船」，利用船上的夜暗地方，果敢地從甲板上跳入漆黑的海中，這種事情在高雄及基隆都曾經發生過。
結果，多少人被機槍掃射死亡？多少人被螺旋槳捲入海底？多少人溺斃？多少人游回岸上？沒有人知道。
國共內戰中被連騙帶擄的台灣兵人數
終戰後，被國民政府軍用不正當的手段被拐騙迫擄的台灣兵的人數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連國防部也是沒有辦法回答。為何呢？因當時國民政府還沒有撤退到台，而國民政府雖說接收了台灣，但是派來的官吏是極度腐敗，戶籍制度混亂，兵役制度尚未施行，中國軍隊本來就是以「拉丁」惡名昭彰。因此終戰後接收台灣時，也是用「拉丁」的手段來達到其補充兵員的目的。當時被國民政府軍拐騙及拉丁的台灣兵，在戶籍上或兵役名簿上根本不可能完全都有登記，這就是當年國民政府腐敗的證據，戰爭結束後，犧牲或成為不歸人的「勇士」，但國民政府卻強辯說：「無資料可查」，連弔慰金都不願意給與。.jpg)
←被配屬在哈爾濱國營第一浴池，負責燒媒工作30餘年的國軍台籍老兵張文財(台東人)。他對人生已經絕望，只期望早日擺脫苦海。我心內不忍，臨別，到百貨公司買一件匈牙利製的短大衣給他。起先，他一再拒絕，不願意接受。後來經我勸他：「你現在不穿沒關係。但，當有一天，您要離開苦海的世間時，讓他們把這件大衣披在您的身上，讓您感受故鄉台灣的溫馨！」他才點頭接受。
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已經50年頭的，但國防部還沒有認真去調查這人數，甚至連實行的誠意都沒有，反而刻意湮滅這個歷史的真相。只要這個矛盾一日存在著，終戰後，被國民政府軍網羅到中國大陸參加內戰的台灣兵到底有多少人數是不可能知道的。唯有期待有為的台灣新政府誕生，誠心誠意去追蹤歷史真相，否則這個謎底的解答是永遠得不到的。
▼1993年10月，許昭榮訪問還健在而住在南京的原國民政府軍第
七十師師長陳頣鼎先生(當年為國民政府軍陸軍中將)，詢問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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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查明這個數字，我曾經幾度到中國大陸去踏查，努力想從各種角度去找出人數。
1993年10月，我訪問還健在而住在南京的原國民政府軍第七十師師長陳頤鼎先生(當時為國民政府軍陸軍中將)，詢問當時整編70師在台募兵的狀況。
依照陳將軍的談話，當時第七十軍在台灣整編時，所招募的兵員大概有八、九千人，而第六十二軍(含獨立第九十五師團)約為三千人，其中最多的是原住民的青年。
據住在北京的「台籍老兵歸鄉促進會」會長徐兆麟先生說，僅第七十師就約有一萬人，他自己也是屬於第七十師的台灣兵。
滯留在黑龍江省大慶市的台籍老兵曾榮祥先生說「我們連隊的總人數裡，台灣兵佔了八成」。
住在福建省廈門市出身台東縣的潘進興先生說「在第一階段，被騙加入第七十軍的台灣人大概有二萬人，而在『228事件』後，被迫擄入營而送往大陸的人數加起來應該有約三萬人」。
現在住在廣西省壯族自治區的潘進德說：「和我一向被騙而編入獨立第九十五師的台灣人，同船被送到大陸的台灣兵約有二千人」。
最近在山東省青島市剛過世的原海軍技術兵員吳聲銘先生說：「被網羅青島的海軍技術兵員，一、二、三期加起來約有三百人」。
台灣發生「228事件」後，好不容易逃出國民政府軍的追捕，而逃到中國大陸的「台灣民主同盟」主席蔡子民先生的回憶錄中記載：「國民黨軍第七十師，一共誘致了一萬多名台灣青年送到山東地區(華北)參加內戰」。
因為受傷而早期被送還的原國民政府軍整編第七十師的台老兵呂永桂先生的回憶錄這樣寫著：「現在還有二萬多名的台灣兵殘留在中國大陸各地。」
中國人作家的王玉彬及王蘇紅兩位先生的著作《鄧小平兵法》(風雲出版社)的第106～107頁中這樣寫著「整編第七十師團在台灣總共補充了三萬名的台灣兵」。
還有，1988年11月17日的日本《讀賣新聞》刊出「依中國方面的報導，中國政府將遣還殘留在中國大陸的二萬七千多名的台灣老兵，預定經由香港送回台灣」的消息。
但是，依照我到1995年為止所踏查的資料統計，客觀推估如下的數字：
由此可知，戰後約有一萬五千名台灣青年被驅使參加國共內戰的事實。但是現在，在國防部的人事參謀次長室所記載的「身份確認台灣老兵」總人數僅有二千多人，這樣大的數目差距，說明白一點，就是有一萬二千名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兵在國共內戰中被捲入「人海戰術」的烘爐中而消失，這確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悲劇。
▼「國共內戰」的決戰場－徐蚌會場(大陸稱「淮海戰役」)的古戰場，
遍地屍體地陰影已經消逝，換來惱人的小販叫賣聲。.jpg)
近年來，因兩岸的人文及經濟交流發展，歸還台灣的「滯留中國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之數目已經超過七百人。但是現在還有約二百名的「台籍老兵」殘留在中國大陸各地，這些人當中有的尚未與台灣的親人取得連絡，或者是已取得連絡，但父母雙亡，兄弟及姪子們為了怕他歸鄉後，會發生財產分配問題，而不願幫他們申請台灣入境證。現在滯留在雲南省昆明市的護士黃月華女士及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老兵曾敬祥先生就是這種例子。
有的知道在台灣的親族經濟環境不好、自己回台後也沒有能力生活而放棄歸鄉者。當然其中也有因為在中國政府做官，無法取得台灣簽證者，有人臥病在床而無法行動者，甚至已經精神分裂，年老想回台歸不得。
滯留中國的台灣老兵分佈
根據我手上的資料(1995年12月止)，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分佈狀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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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有的是原日本軍人軍屬的身份者，他們像「戰爭工具」一樣被輾轉驅使，從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人民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等，一人三役(日本兵、國民政府軍、人民解放軍)而遍歷戰爭者，亦不在少數。
在前章中已提到，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出身於貧窮的農村家庭，特別是原住民及客家人居多，當然只靠我一個人要在廣闊的中國大陸，從各個角落去徹底踏查是不可能的。因此調查漏失、或者是不願透露身份者、被放逐到無法通信的偏遠地區或者病死者，到底有多少人真無法統計。
←1993年我為了追尋「原國府軍台籍的淚痕血淚」，踏上「古戰場巡禮之旅」。這裡是東北錦西「塔山戰役」的遺址。許多前國府軍獨立95師的台灣子弟陣亡於此地，然而台灣近代史，甚至「台灣兵役史」上，竟然至今仍然一片空白。
第四章 「尋人、尋屍」之夢
胸中抱著戰友的遺影
從意外的災禍中一轉，我終於名副其實的獲得了「自由」之身。
接受了加拿大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後，我想起在當時的台灣是絕對無法辦到的，或者說是不可以辦「尋找滯留中國大陸的戰友及遺骨」之事。因對象不只是日本政府時代的戰友，也包括戰後被國民政府軍隊所欺騙或拉丁，再送到中國大陸前線去作戰而失蹤的國民政府時代的戰友。我當時也被強迫到中國大陸的青島，所幸我被配屬到「青島海軍軍官學校接艦班」，後來被配到司令艦，才能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平安回到台灣。
▼許昭榮在中國尋得失蹤的同鄉同學王喜森(左)(屏東縣水底寮人).jpg)
在爾後的40年間，我的心中一直牽掛著1949年，因「太湖」護衛艦的誤射事件，被我遺棄在渤海長山島上的戰友林淵嵩君的遺骨，以及和我一樣被迫到中國大陸的同鄉：王喜森及王添興二人失聯，這兩件事，一直到現在還耿耿於懷。
如前途，在1986年，台灣人民還處於「戒嚴令」及「白色恐怖」的恐懼下，不要說是尋找「殘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連他們的家族要向國防部探問自己兒子或是兄弟到底在那裡的事都不可能的時代。
是居住加拿大以後，這些恐懼、憂慮完全不存在了。受了這個恩澤，我便能夠自由自在的向中國的報社寫信，請他們協助尋找林淵嵩君的遺骨及兩位王先生，但是經過幾個月連一點回音都沒有，我已經對被稱為「鐵幕」的中國共產黨的「麻木不仁」感到失望了。但是我對探尋戰友的信念一點也沒動搖。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的一直望著天花板想東想西的，突然腦裡閃過一道思維。第二天，就造訪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在那裡的東亞館，我發現了北京的「全國台灣同鄉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會)的會刊《台聲》雜誌，以及舊日本海軍的「新竹航空隊戰友會」的存在，我好像在水中抓到水草一樣，馬上給《台聲》雜誌社寄出請求協助「尋人尋屍」的信函。
經過三個禮拜後，《台聲》的閻崑記者給我回信，要問我的中文名字及林君的詳細資料，我激動得幾乎要跳起來。
在1987年的年尾，由於閻先生的熱心及人道主義精神的所賜，終於查出林君的屍骸埋葬在島上的「亂葬岡」(夭折的小孩、或異鄉人、家畜等埋葬的地方)、而王添興君早在1959年，因罹患肺結核病在山東省濟南市第三醫院療養中死亡，王喜森君仍健在，住在上海市。我的「尋人、尋屍」的消息刊登在北京的《台聲》月刊後，散居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原國民政府軍技術員兵(海軍)接二連三的感謝及求援的信件，經由閻先生之手送到多倫多我的住處。特別要提起的是，做夢也沒想到我的「尋人、尋屍」活動，竟引起多數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國民政府軍第七十師及第六十二軍(陸軍)的台籍老兵的共鳴。
但是很遺憾的是，當時我連去中國大陸的「難民護照」也沒有。
滯留中國的台灣老兵救援工作
1988年4月17日，根據北京的閻先生所寄來殘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調查資料，我開始為他們發出救援工作的聲音。最先呼應我的是派駐在紐約的《中國時報週刊》特派員周昌龍先生。他立刻打電話到多倫多採訪我。並於第166期的《時報週刊》上，用大標題的〈殘留在中國的十八位台灣老兵〉獨家，報導滯留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技術員兵的悲情，呼籲國民政府做人道的救援。
▲這是國府軍陣亡將士的亂葬岡！每個土塚下面，像堆埋感染「口蹄疫」的死豬潦草堆裡埋著幾
十具國府軍陣亡將士之屍體。經過半世紀的歲月，依然被遺棄在東北、華北、華東地區的古戰
場，無人無問！其中，不知埋葬多少「台灣無名戰士的冤魂」，無法回歸故土！
以此為開端，第二天臺北《中時晚報》即以〈台灣老兵，三聲無奈〉標題轉載《中國時報週刊》的獨家報導，就這樣「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問題」開始在國內被提起，但是台灣一般民眾卻誤認為「滯留在中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台灣兵」。
1988年11月5日，我再度以求援的信函，用〈告知海外的仁人君子，請援助40年間被遺棄在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完成他們自由歸鄉探親的悲願〉為題目的呼籲書，寄給紐約的《台灣公論報》及洛杉磯的《太平洋時報》。
▼與田邊芳昭社長(左)一起踏上中國尋人.jpg)
為了援助滯留大陸台籍老兵的歸鄉旅費，我利用母親節的晚會進行募捐，但是總數加起來折合美金只有三千元而己，而且被從台灣來多倫多訪問的民進黨「國大代表」洪奇昌先生澆了冷水，尤其是台灣意識濃厚的多倫多台灣同鄉會的理事會決議：「用台灣同鄉會名義對北京寄送金錢是不可能的」。連我苦心慘澹所募集的僅僅3千美金支票也被退回了。但很幸運的，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黃根深理事長及莊承業事務局長，很熱心的支援了我的工作。
這時候，台灣國內的媒體也開始正面的報導「滯留中國的原國民政府軍台籍老兵」的境遇及苦痛，立法委員也開始批判國民政府的不公平政策，某個新聞的社論也上提出「對滯留中國的台灣兵施行返鄉限制是不人道的」強烈批評，但是那這些國民政府的高官及國防部幕僚卻一點也不為所動、一點也不知恥，連動都不動的毫無作為。
從加拿大出發探掘戰友的遺骨
1989年2月加拿大政府發給我「難民護照」。我馬上打電話給岡山市的「遠藤青汁之友會」的田邊芳昭社長告訴他這個喜訊，於是互相約定在同年2月28日(台灣228事件42週年紀念日)在大阪機場會合後，一起到北京。但是，萬萬想不到駐多倫多的日本國領事館，卻把我的日本「入國簽證」退回，我只好抱著對日本政府、滿胸悲情的心情，臨時變更行程從加拿大的多倫多直飛北京。從飛行在太平洋上空的飛機視窗望浩瀚的水面，我一回想日本外務省的冷酷無情，直覺得日本和台灣是越走越遠了。
首次和來北京機場迎接我的閻記者見面。第一眼瞥見他是一位30歲左右、中等身材外貌上相當有教養的青年，第二天，我們去迎接從大阪飛來的田邊社長，然後馬上飛往煙台，從煙台登上大型渡輪到長山南島。
長山島現在升格為「長島縣」，是屬於山東省的行政區管轄，位於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間的黃海上的長山群島的行政、經濟、軍事、交通重鎮。群島是由八個主要島嶼所形成，近年來，在這個海域，因為養殖幹貝(小型)及大黑蝦(對蝦)而迅速地發展；照島民的說法，在這裡的幹貝生產量占全中國總生產量的六成。交通很發達，從煙台每天有好幾班大型渡輪在航行。
總之，長山島的經濟和四十年前有天壤之別的發展，到處是五層樓建築的漁民公寓，道路都是水泥鋪設，在街道的兩側用水泥造的圓形種花盒(植木缽)，像儀仗隊一樣成列排著，種著牡丹或花等和一些不知名灌木，像在歡迎我們到來一樣的很醒目。
因為閻先生的努力，不但《台聲》雜誌社、山東省及煙台市台灣同鄉會、長島縣政府及北京中央電視台也都派員陪同，支援我「探掘屍骨」的工作。但最遺憾的是因田邊芳昭社長是日本人的關係，而被禁止進入長山島的要塞地區，只好留在煙台市內等候我們。
在四十年前的1949年，林君因為護衛艦「太湖號」的訓練不足，而發生艦砲誤射事件「枉死」，但艦隊司令官黎玉璽少將及艦長張仁耀上校為了湮滅真相，而向國防部偽報為「戰亡」，想把遺骸加予「海葬」。不滿艦長之作為，自告奮勇接受遺體的善後處理工作，想要把林君的遺體運回台灣，並且可追究事故的責任，為枉死的林君的無辜討個公道，我帶領四位士兵，把林君的遺體用擔架送到長山島上，計畫暫時埋葬在海灘上，待戰事結束後，再掘起來運至定海空運台灣。
但是那天晚上，大家在為林君做守靈時的深夜，長山島被中共的軍隊包圍，受到襲擊，雖然盡力抵抗，最後還是失守。駐軍有的投共有的撤退。因此不得不把林君的遺體放置在附近的小寺廟，突破中共軍的包圍，經過6小時在渤海上漂流，終於被通過的海防艦「海明」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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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當年來不及埋葬遺體的事，我才會在四十年後從遙遠的多倫多來到這裡探掘。這可能就是我長年累月留在胸中的林君的遺影，在冥冥之中要我來完成這件事，連我自己在回顧前後的軌跡時，都有這種微妙的感覺。
經由島上長老們的指點，「這裡就是埋葬你的戰友遺體的亂葬崗」。當他們指著水泥地的庭院時，我真的發楞了，這不可能是以前的「亂葬崗」吧。
「是真的，你看那棵樹就是標記，我家就建在樹的右邊，絕對沒有錯。」當那位在長島縣政府擔任副書記的潘忠興先生這樣說時，其他的長老們也同聲附和。
我只好按照大家的指示，雇用島上唯一的一輛大型挖土機，開始挖掘礦物局的水泥地庭院，隆隆不斷的機器吼聲及挖掘砂粒的刺耳堅銳聲中，現場的人都屏息凝聲，一直在注目著白骨的出現，但是並不如所望。
▼挖到棺材和幾塊碎骨後作者一面上香、獻菓、點燃冥紙，一面流
淚向林淵嵩致歉，並祝禱冥福。.jpg)
換了位置，並且把範圍擴大，繼續挖了將近2小時，終於發現了幾片小小的白骨碎片及二片像棺材底板的木板，從還沒有完全腐爛的木板心中可以嗅到檜木的味道，那在亂葬崗不可能見到的「壽棺」(為自己的死後所預先準備的棺材)的味道，絕不會錯。那是當年島上一位慈悲的村長，看我們要把士兵的屍體直接埋入土中，覺得可憐而不惜把自己的「壽棺」捐出來的深情「珍貴的禮物」。真是感謝，沒有錯，應該謝天謝地。這就是當年大家一邊拭淚共同搬運來的棺材，我這樣下定判斷。
泣求戰友在天之靈的諒解
經過文化大革命時的「鞭屍」；墓地的整頓；而後的碼頭建設，以至現在興建的礦物局職員宿舍及庭院。這40年歲月間的變化是如此的巨大，而在這情況下，還能找出象徵性的遺骨及棺材的片段，只這些，我已能對這次來這裡的目的感到欣慰。
總之，我已盡力而為，我為林君在天之靈獻上一把檀香。
「林君，我來看你了，從遙遠的加拿大飛來。你還記得嗎？我是許昭榮啊，你還對我有怨恨嗎？40年之長時間，把你丟在這裡，真是對不起，你一定很辛酸吧！我也是一樣。我從未想到要把你放在這裡。所以，40年來，我為了你的事一直無法放下心來。」
當年，我不顧艦隊司令官及艦長的命令，拒絕海軍認為是傳統禮節的海葬，一心一意想把你的遺體運回台灣。讓你父母兄弟能看到你悲慘死亡的狀態，以便公開追究事故的責任，不僅要求兵員的訓練及管理的加強，同時為你的無辜之死討回公道，因此，把你的遺體搬到陸上，但是實在不幸，在深夜時，中共的八路軍乘著「太湖」、「太沼」艘姊妹艦出海巡弋葫蘆島及營口海域的空檔登陸長山島，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等不到援軍的情況下，黑山島要塞的守備軍叛變倒向敵軍，到了清晨，整個長山島已被敵軍包圍。手無寸鐵的我們，看到敵軍逼到眼前時，只好退到海邊，在跳海、被殺，或被俘的緊急情況下，只好把你的遺體放置在寺廟裡，急忙登上被廢棄在岸邊的小舢板，在敵人的機關槍掃射下，用帽子和兩手拚命的劃水，經過六小時的漂流後，很幸運的被友軍的海防艦「海明號」救起，才能活到今日，甚至來到這裡……」
「淵嵩啊！請原諒我。這可能就是我們的命運，你在這島上忍受了40年嚴厲的風雪之寒，這樣的孤獨和苦難，我無限的同情，但是現在和40年前已不一樣？長山島已經不輸給台灣的漁村，並接受經濟發展的恩惠，也許，您已經轉世在這島上某個富裕的家庭……」
「今天，我從遙遠的加拿大帶來你最喜歡的美國巧克力和夏威夷的瑪卡蓬米亞豆，特別是你所懷念的故鄉台灣的鳳梨酥。不要客氣，儘量享受吧！」
「淵嵩，今日，可能就是我們兩個真正告別的最後時刻。我可能不能再來看您啦！我已兩頰滿淚，兩手合掌向您泣求，向您致歉。」
我雖然沒有抬頭，但我意識到圍觀人士也有人在陪我流著眼淚。
「林君，請您安息吧。我由衷祝禱您的冥褔。」我一邊燒冥紙一邊說。
獻上最後的默禱之後，我鄭重地把骨片和兩塊木板用報紙包上帶回多倫多。
挖土機把土地再整平後，我把挖土機的工資及修舖水泥的費用交給礦物局的值班人員，準備離開長山島時，煙台市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簡義春先生才告訴我：這裡有一位台灣老兵！
「既然知道，非去探望一下不可」我說。就這樣，被引導去拜訪的是屏東縣潮州出身的潘天元先生家。
那是一間用土塊砌牆圍起來的平屋，也是山東鄉村傳統的一般農家住宅。屋頂蓋的是瓦片，看起來已經耐過相當長的霜雪歲月；和鄰近新建的鋼筋水泥五層樓房相比，一眼即可看出貧富之差距。
圍牆的大門，經過長年的風吹雨打，日曬雪凍，已經褪去原來的顏色，好像舊棺材蓋子，令人感到多麼落寞、委屈。
簡副會長拉起生銹的門環叩了幾下。接著大門嘎的一響，一位中年男性探頭出來，讓我們進入屋內就座。我環視一下客廳，牆壁的塗裝已經剝落，處處可看到露出的土塊。牆壁上掛著一幀老婦人的遺像。我判斷潘先生的太太已經往生。
不久，潘先生臉上顯露驚喜的表情，從房間裡出來。他身材高大，看起來好像超過75歲。他操著濃厚的山東口音，向我們打招呼之後，請我們進去他的房間。
他說，很久沒有講台灣話，所以差不多都忘了。但還能說一些日本話。於是，我們就用日語交談。
▼長山群島上唯一的台灣老兵潘天元(左，屏東潮洲人)，他當過日本軍夫
、國府軍醫務兵、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士；參加過二次大戰、國共內戰、
抗美援朝戰爭。他證實國府七十師及六十二軍曾經在台「募兵」的秘史。.jpg)
潘先生是大正10年(1921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潮州，而在台東卑南長大，太平洋戰爭中被徵用為軍屬，在南方戰線經過轉戰苦鬥中迎接終戰，但在復員回到台灣後，因為失業而煩惱。某天，因為看到「兵員募集，島內勤務，月薪二千免費教導北京話，退役後，可轉任公職人員」的廣告，因此去參加應徵而造成今日的結果，現在真是無限感概。
他從日本兵，國民政府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接連地換了政府被驅上前線去打仗，最後從朝鮮戰爭的前線身份，回到中國大陸，接著又被配置在長山島當碼頭的守衛而和島上的女性結婚，生了兒子、也當了祖父，就這樣長山島變成他的第二故鄉，也就死了心把這裡當做最後的葬身之地。
「還想回台灣嗎？」我問他。
「在死之前，很想回台灣看看。」他很寂寞地說著。
「中國大陸還有多少的台灣老兵呢？」
「除了戰死及餓死以外，全部成為俘虜，但都分散在各地，到底有多少人，不太清楚，可能有二、三千人左右吧！」
「有互相連絡嗎？」
「哪有可能？」
「為什麼？」
「大家互相不知道住處，就算是知道也無法連絡啊！」潘先生一直搖頭。
「您太太呢？」
「前年過世了。」
在談話中，潘先生漸漸紅了眼眶。
「來！拍張照片吧！」我把話打斷。
和潘先生祖孫三代一起拍了照片後，我們就互相告別了。
「潘先生，要保重哦！下次希望能在高雄或是在潮州見面啊！再見！」我說著和潘先生緊握住了手，鼓勵他。
走過舖著砂石的庭院小徑，我覺得足步比來時沈重。出了大門，我轉過頭，想再一次向潘先生說一句：「保重、再見」時，看到潘先生不斷地用穿著的藍色列寧裝上衣的長袖拭擦眼淚。看到這種的情景，我的眼眶也禁不住跟著灼熱起來，喉嚨竟像什麼堵住似的說不出話。我無言地向他揮揮手，很難過的快步離開傷心地。
第三章 因禍得福，獲得自由之身
體會到「自由」的可貴
對於不必捨命，連血、汗、眼淚都不必付出，凡不付出任何代價而能得到自由的人，對真正自由的可貴以及感激是無法理解的，這樣的說法並不過言。我親身體會到這個真諦了。
為了「投奔自由」，我從洛杉磯出發，根據地圖，經過拉斯維加斯、盬湖城、丹佛、堪薩斯、奧克拉荷馬、芝加哥、印第安那州、密西根州、賓夕凡尼亞州以及紐約州的水牛城，而來到尼加拉瀑布，費了5夜6天的時間，終於看到嚮往的加拿大。
但是，要進入多倫多的時間，竟然花費了一個多月！加拿大移民局依「違反移民法」罪嫌，把我移送水牛城的「美國移民局」，同時，告訴我：「12月2日上午10時，要到加拿大移民法庭報到受審」。
承蒙水牛城周敦人博士及多倫多林哲夫博士之關懷與協助，美國移民局讓我交保，不限制住所，在美國等候12月2日赴加拿大應審。在美國候審期間，渥蒙水牛城周敦人博士夫婦的照顧；在紐約承蒙羅福全博士夫人毛清芬女士、許瑞峰博士的關照；在華盛頓DC荷蒙李界木博士、蔡正雄博士的照顧，同時，獲得國際特赦組織(AI)、聯合國難民總署華盛頓辦事處、索拉茲國會辦事處、以及多倫多台灣同鄉會、多倫多聯合教會等組織，及林哲夫博士、李憲榮博士、施明雄先生等許多貴人及熱心人士支援下，加拿大移民法庭，很順暢地接納我的「政治難民庇護」的申請。謹藉本書再版之機會，再度向上述協助我、支持我、乃至救援我的團體及個人，致最高的敬意和謝忱。.jpg)
加拿大的移民法規定：難民縱然獲得居留許可，但未獲「工作許可證」之前還是不能從事工作。但是此時政府會負擔每個月的生活費用及醫療費，實在是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國家」。對這個簽署「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的確對世界人類沒有羞辱國格，這是加拿大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加拿大政府及人民的溫馨重義
把加拿大和台灣讓我來比較的話，那真是有如天堂與地獄之差。台灣是我出生的故鄉，而且我以國民的身份克盡服兵役及納稅的義務，但是台灣的政府不但沒有對我的生活上有任何幫助，甚至連生存的權利都要剝奪；連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削。
另方面，加拿大對我來說，不只是人種、風俗習慣、以及語言都不同，而且從未繳過稅金，也沒有服過兵役，我對加拿大這個國家及社會根本沒有一點貢獻，這個毫無相干的政府卻對我從個人生活、健康保險，甚至生命安全的保護全部照顧，同樣出生於人類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像雲泥之別的人間價值呢？當我流亡加拿大，才發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而痛心不已。
▼許昭榮與林哲夫(左)合影.jpg)
多倫多聯合教會設有針對來自各國的難民做短期間收留的設施。我馬上被安置在這裡的宿舍。那天晚上，我到底是應該高興，還是悲哀，胸中充滿著悔恨與驚喜。設施是男女分開，但另外有家族用的房間。我們的餐食是由同樣接受政治庇護的衣索比亞及伊朗的女性來負責。到了12月22日，耶誕節在即，教會要把我們這些難民分配寄宿在職員們的家裡，讓我們能和他們的家族一起度過耶誕節新年。當我向他們申請希望和住在加拿大的台灣人共度新年時，政府答應負擔房租和生活費用，每半個月支付480元美金，這樣持續了一年，其他如健康保險也周到的照顧，這在台灣是絕對無法想像得到的福利，我真是對加拿大政府及國民深深地感激。
因為他們不但庇護我的生命安全，甚至保障我最起碼的日常生活，長達一年。
日本政府及官員的冷酷無情
在太平洋戰爭中，特別是在日本海軍海兵團受訓的期間，我們被教育把英、美國人，叫做「英美鬼畜」。到了戰後，當我遇到這次意外之災、淪為難民而流亡到加拿大，實際上和白種人有了接觸後，我才感受到他們的人情味，才明白以前日本所告訴我們的所謂「鬼畜」，完全是不一樣的污衊，讓我對英國人及美國人的印象做了新的修正；這次在北美遭遇災難，陷於進退兩難困境時，卻被以前所敵視的白人政府及人民所拯救乙事，和現營地的日本大使館，或總領事館的官僚們相比，我對白人們的溫馨，銘感肺腑。
當我淪為國際難民時，我首先閃入腦海裡的求救對象，就是駐洛杉磯的日本國總領事館，當然這有它的理由，我會被迫入今日困境的根本原因，因為我是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台灣出生，接受日本的義務教育，在戰爭中，我以日本兵身份為日本而戰，就是因為如此，戰後被來台灣的國民政府所鄙視、所嫌棄，接著被政治迫害而陷「無國籍國際難民」之身。從常理來講，我第一個求救的目標，當然是日本政府。連日本的友人及商務關係的人們，都對我的不幸遭遇擔心，伸出援手，何況是代表日本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的官員們，更不應該沉默不理。於是我很天真的跟專程從日本山口縣飛來美國的友人藤津宏之助先生去拜訪駐洛杉磯的日本國總領事館的首席領事中村義博先生。但是日本政府，到現在卻連「政治庇護」的名詞都沒有，甚至連對「國際難民」的救援措施都還沒有制定，所以中村領事的結論是「以個人來說，我是無限的同情；但是以國家或政府來講，現在連救助的方法都沒有。」這種外交辭令實在令人灰心。
「實在沒辦法」，藤津先生只好頷首承認了，但我的心中卻因失望與悲憤而疼痛不已。
所幸的是，先前提到的AI及UNHCR等組織以及華盛頓特區的索拉茲參議員事務所、駐華盛頓的加拿大大使館、多倫多台灣同鄉會等等，對我伸出了熱誠的援手。
在華盛頓特區滯留中，我經由聯合國難民總署的介紹去拜訪加拿大駐美大使館，探詢在12月2日進入加拿大的可能性。這時。有位碧眼銀髮的中年女性職員很親切的輸入電腦確認後，帶著笑容地對我說：「一切沒問題」。
走出加拿大大使館的正門後，我真是感慨萬千，為了給在水門的日本國駐美國大使館一點找麻煩的臉色看，我專程走訪日本大使館那裡，坐在視窗負責接待的女性職員用很冷淡的臉迎向我，而坐在中間的30歲左右的男性館員也用官僚的眼神向我瞥。
「我是遠自洛杉磯前來探詢的原日本兵台灣人，叫做許昭榮。因為有事，向貴國駐美大使請願，能否給我方便和他見面？」我說明瞭來意。
「大使有事外出中。」
「什麼時候會回來？」
「不曉得，有什麼事？」
我心裡想：對接待的女性館員說也沒什麼用，於是拿出事先準備寫好的「中曾根總理大臣親展」的大信封交給她。
「喲，這是什麼？」
「這是政治庇護請願書啊！」
這時候，看起來很傲慢而靜靜聽我們講話的男性館員站起來，走到櫃檯，不在意的看著信封，終於開口了。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東西。」
「那麼大使不在的話，總領事應該在吧。跟你們講也沒有用，我要見總領事」，我開始沉不住氣大聲說。
這樣一來一往以後，總算讓我和一等書記官的加藤邦夫先生見了面。
加藤先生足足2小時很沉住氣的，聽完我充滿不平的控訴，我也很不客氣的把日本官僚的「冷酷無情」的態度以及「經濟動物」的氣質，直接了當的批評。
「我是一個國家公務員，老實說，對於和日本沒有邦交的台灣人民的苦情，我是沒有聽取的必要，但是以個人來說，對於你陷入苦境，是有非常同情。但是因為這是國家的規定，實在很抱歉，我們是無法幫忙的。」加藤一等書記官也紅了眼眶。
「很抱歉，打擾你，其實我已經決定向加拿大提出政治庇護，你也不必太過意不去，只是中曾根總理大臣在戰爭時曾經在高雄待過，這些書類希望能轉交給他，給他做個參考。」我把「政治庇護嘆願書」親手交給加藤一等書記官。
「到加拿大的什麼地方？」，加藤先生羞慚地紅著臉，放下心似的說。
「多倫多」
「那麼我給你介紹多倫多領事館的藤原稔由領事好嗎？是我的同級生，有什麼困難時，請跟他聯繫？」加藤先生給了我藤原領事的電話號碼後，很親切的送我到樓下的門口。
在多倫多定居下來後，我為了對加藤一等書記官答謝，打過了電話，那時他卻已經榮調到印度的孟買去了。
多倫多領事館的藤原領事已經從加藤先生聽到我個人的事，因此當我去造訪時，他很大方的請我吃了16盎司的大牛排。但是當我在1989年2月，拿著加拿大政府發給的「難民護照」要去中國大陸尋找戰友的遺骨，而申請過境日本，要和岡山市的田邊社長會合一起去北京，去申請日本入國簽證時，住多倫多的日本國領事館卻依然駁回對我的申請。當時，藤原領事仍以「國家公務員」的立場，一點也不通融。我對戰後日本的變化確實感到訝異。以前教育敕語以及大和精神就像做夢一般，像說謊一樣消失了。況且派駐北美的日本外交官應該都是日本外務省所精選的優秀外交官，然而在我眼中所出現的竟是不但沒有大和魂，更沒有人情味，更像一部機器人。
因此我曾經想把這本書的名字定稱為《啊！無情的日本官僚》。在日本人裡面有很多比我自己台灣同胞更愛護我的人，但為何這些日本國的「政客」、或是日本政府的公務員對處理戰後「原日本軍人軍屬台灣兵」的態度竟是那麼冷酷無情，我實在是無法吞下這口氣。
第二章 意料不到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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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秋天，我為開拓台灣養殖的市場而前往到美國。翌年1986年5月，在洛杉磯登記設立營業所，並且訂定初期的營業目標，在和日本的「紅花」公司的青木先生商談鐵板燒使用的草蝦生意時，在台灣東部的火燒島(綠島)監禁中的施明德先生，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震撼了國內外台灣民主及獨立運動的陣營。
▼許昭榮在美國因與愛琳達聲援施明德
而被吊銷護照，成為國際政治難民。.jpg)
住在南加州的台灣人團體組織到國民政府設立於洛杉磯的「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抗議，展開支持施明德絕食抗議的遊行。
從前就和施家三兄弟有「難友」交誼的我，在面對人情義理的時候，我是毅然決然的參加遊行隊伍，我們大聲高喊「釋放施明德」、「釋放政治犯」、「恢復憲法行政」。熟知，因此不測之災降臨到我的頭上。
淪為「國際難民」
1986年7月14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透過駐洛杉磯的外務機關「駐美臺北事務協調處洛杉磯辦事處」，將我的「中華民國護照」回台加簽取消了。
▼在美國期間盟資生堂齊藤雄一先生救助，隱居在日裔坂井圫瑪
斯先生的貿易公司後面的空屋。.jpg)
因為商務關係進入美國的我，在商務告一段落，原計劃經由日本回到台灣，但因護照的有效期限，未滿六個月，必須到國民政府駐洛杉磯的駐外機關去申請「有效期限延長」手續。這才知道，和亡命到美國的許信良(前桃園縣長前民進黨主席)一樣，我已被列入限制入境黑名單。
我唯一在國外賴以證明身分的護照被吊銷後，一夜之間淪為「無國籍者」，想回台灣不能，想居留美國又不得，變成走投無門的「國際難民」，差一點，露宿洛杉磯的街頭！
日本友人的救援之手
在美國本土沒有親友能夠長期庇護我「違法居留」，假如在夏威夷的話，還有情同手足的佐久間先生(日裔第二代)。但即使是如此，能否明知違反美國的聯邦政府的法律敢庇護我，則沒有把握。
很幸運的，經由日本資生堂化妝品公司的齊藤雄一先生的介紹，認識了住在聖塔莫尼卡的日裔第一代坂井托瑪斯先生，讓我住在他商店後面的空屋，使我免於露宿洛杉磯街頭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混在一起。這位坂井先生甘冒違反「美國移民法」之罪而庇護我，讓我「違法居留」。
坂井先生是出生於日本和歌山縣，其義舉使我永遠難忘。他比我大12歲，是一位個子矮小的好爺爺。他動作很快，一點也不輸給年輕小夥子。這就是日裔一世傳統的移民開拓者精神的證據。
他在16歲時，跟他叔父移民到巴西，和出生於阿根廷的日裔第二代瑪莉小姐結婚，在年輕時就已經移居到洛杉磯，他對日本資生堂公司的美國市場開拓，以及商品(化妝品)的推廣有很大的貢獻。因此當資生堂的化妝品的銷售網全部納入百貨公司專櫃經營以後，總公司以「特別恩典」讓他繼續個別經營。
當我陷於「國際難民」之窘境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氣氛瀰漫在台灣各個角落，穿便服的「特務」像糞蛆一樣到處蠕動，台灣社會依然處於一種「隔牆有耳」的時代。從女兒寄來的信中暗示我，台灣的特務機關(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及調查局)對我的親戚及公司的同事進行訊問，對我在海外的行動以及言論都掌握在手中。
因為這次的意外災難，使我在台灣的貿易事業，以及美國的商務活動都全面陷入停頓狀態，為了不讓台灣的親友受到困擾，我不得已將一切和台灣的聯絡都斷絕了。
我在美國遭遇到這種不測之災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日本友人及有交易往來的公司，大家都對我的安全非常擔心，特別是日本岡山縣的「遠藤青汁」公司的田邊芳昭社長，他把預定到新加坡的社員慰勞旅行，緊急改為到美西的洛杉磯，趕來探望、慰問，並且支援我一萬元美金的生活費用。
山口縣的千寶貿易公司的藤津社長也特別騰出海外視察旅行的行程來探視，並且親自帶我到洛杉磯的日本總領事館拜訪，打聽政治流亡日本的可行性，並在回日本後，幫我申請東京國際學院的入學許可證，還準備了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的公民證，從各方面協助我。他是和我在日本海軍時的同年兵，戰後，因為商務關係而認識，才成為如自己骨肉一樣的手足之情。
另外丸信公司的有田社長，則透過山口縣選出的國會議員，以及地方上的人脈關係，想救我回日本而不遺餘力。
資生堂化妝品的齊藤先生因為擔心我長期居留生活發生問題，把東京的台和合成樹脂食器公司的美國國內輸入販賣代理權的斡旋，以至打契約都為我安排，而且台和公司雖是初認識，卻以樣品的方式，把各種各類的樹脂食器用20呎長的貨櫃滿載一櫃，完全是以救濟的目的，免費贈送我。
此外，神戶的堀尾社長及廣島的福神製醋公司的佐佐木社長等都非常的關心，真是感激萬分。
▼許昭榮先生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頒發2003年度「鄭南榕紀念獎」赴美授獎時專程到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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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的尾崎產業的尾崎會長，知道我政治流亡加拿大後，在我滯留多倫多期間，每年都寄給我美麗的月曆，讓我紓解思鄉之愁，還有其他商務關係的友人也都非常關心我，真是太勞煩他們了。
在長達8年的流亡命生涯中，這樣多的日本商業關係同事以及友人，舊日本海軍的長官、前輩，很溫馨的保護我，才能讓我安全的度過這些歲月，實在是感激不盡，再次在這裡向這些日本友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突然來造訪的FBI
這樣很小心的藏匿在坂井先生店後裡的空屋時，有一天突然有二位FBI(聯邦調查局)的女性調查員來查訪我，起先我以為是家庭訪問的女性，當她們提示證件在我面前時才嚇了一跳，我抑住了心臟的鼓動，冷靜的和她們應對。
二位都是20出頭的年輕碧眼的女性，看起來很有氣質並且很客氣，大概有一小時的會談，內容是問我來美國的動機及目的，以及對國共兩方的看法、我個人過去經歷以及我對美國的印象等，最後卻問我「有什麼困難的事情嗎？」讓我吃了一驚。
本來想向她們求救，但是向FBI要求幫助，不就等於是把自己的「秘密」向敵洩露一樣，假如沒有求救成功，卻反而發生反效果，那不更糟糕，因此就沒有說出口。
「現在是沒有什麼困難，將來假使有發生困難時還請多多幫忙」，我為了有萬一時還是這樣的表示一下。
「一定的，會幫你忙的」，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應。
「可不可以請你給我一張名片好嗎？」
「哦！我們並沒有準備名片。」這樣的回答後，其中一位用便條寫了名字及聯絡電話給我。
把二位年輕的女調查員送出門外後，我的胸中像放下一塊石頭一樣。
政治流亡到加拿大
在FBI來訪之後，我的心中漸漸產生了危機感，我去函想借重流亡華盛頓特區的台灣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彭明敏教授的智慧，彭教授回函，認為美國的雷根政府和台灣的蔣經國政權在私底下有秘密交流關係存在，雖不會加害，但是接受政治庇護的可能性很低，反而「加拿大」這個國家富有「人道主義」，不如向加拿大政府請求「政治庇護」更為上策？他這樣指點我的迷津。
「好，就去加拿大」，我下定了決心。
我秘密地從台灣把申請政治庇護所必要的證件，諸如受過政治迫害的證據、資料等寄過來。其中有終戰後，因為曾當過日本海軍，而被來台灣接收的蔣介石軍隊盯住，在1947年7月(228事件發生後不久)，被國民政府軍脅迫投軍到青島的證據，以及在1955年間，廖文毅先生等人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時，發行的「台灣獨立運動十週年─1955」為題的宣傳小冊，因我不經意的從美國帶回台灣，而因此被判十年徒刑送到「火燒島」的證據，在火燒島服刑滿十年後，卻又繼續被「禁足」八年的證據，一併都寄到美國。同時再加上陷身於「無國籍者」的身份，這些證據已經很充足了。我也開始有了信心，全力計畫流亡到加拿大的多倫多。把政治流亡有關係的證件全部請住在南加州的台灣同鄉會理事郭清江先生及林心智先生翻譯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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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時間，特意選在農曆8月15日的晚上，這是源於中國的傳說「嫦娥奔月」，而把這個日子設定為我的「拂曉的逃亡」(為自由而流亡之日)的時刻。
1986年10月(農曆8月15日夜)，高掛在洛杉磯夜空的月亮，看起來比台灣更大更亮。在深夜的12時(農曆8月16日零時)，我和長期照顧我的坂井先生夫妻告別，坐上用125塊美金買來的中古別克廂型車，靠著一張地圖，頭上頂著又圓又大的月亮，向加拿大的多倫多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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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6天5夜的孤獨旅行，平均一天要跑一千公里的強行軍，大聲的唱著戰時的日本軍歌〈愛馬進行曲〉及〈露營之歌〉，為自己鼓舞精神，而在這幾近破爛車橫渡廣漠的美國大陸途中，我好幾次擦拭了感傷之淚，尤其是當唱到「出了鄉關幾個月，和這頭相生死的馬…馬呀！你睡得好嗎？明天的戰爭是很激烈的，在像降下彈丸之雨的濁流裡，只有靠你能夠平安度過…」，「這裡離開故國幾百里，越離越遠…」等的歌詞時，我無法抑制流下來的眼淚。
這個時候，我想起以前經常去觀賞的美國西部電影，想像銀幕上那些坐在搖晃晃的蓬馬車上，盲目地向西再向西前進的女性和小孩們的身影；想像冒著荒天烈日，沿途還得冒著剽悍的印地安人或惡徒們的攻擊……，腦海裡像走馬燈似的，浮現舉家四進未知之地拓荒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勇氣和開拓精神，藉以自我勉勵，隨時喚起消沈的精神，把老爺車當做「愛馬」相依為命。
第一章 前言
反骨老人的愚蠢事業
我從1987年5月開始，‘個人默默地毫無怨恨也沒有後悔地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日本的戰敗撤退而接收台灣的蔣介石軍隊(國民政府軍)，用不正當的手段欺騙，甚至於「拉丁」(中國軍隊慣用名詞意思是「強擄壯丁」，簡稱為「拉丁」)。而投入遼瀋戰事、平津戰爭、淮海戰爭以及長江流域戰爭的國共內戰，強制參加戰爭的前國民政府軍台籍兵約一萬五千人的血跡尋訪，而其中有一萬二千餘人是投入前線後，從此消失於人世。他們的生死、行方，我不停的探尋，這些人有許多在太平洋戰爭得以倖存的原日本人及軍屬等。
這個工作確實非常困難，而且是吃力不討好徒增辛勞的工作，連曾經被認為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國際上有名的慈善團體「慈濟功德會」也不願插手的傻事。
從情理上來講，這樣重大的工作，本來就是國民政府必須做的工作，絕對不是由像我這樣的人或是像要出風頭似的去做的工作，更不應該由我提筆批評的餘地。最少也應該是由受難者本身，或戰死及行方不明者的家屬們，對任何的不滿，應該主動地站起來和國民黨政府抗議才是正確，絕不是由像我這樣愚笨的人，逞強而做出過份的干預。
但是，在九死一生而得以倖存的戰友如我，卻存在為無法忍受的悲憤。這就是國民政府，特別是國防部的官僚們，用各種的歪理來粉飾史實，企圖逃避戰爭責任的原因。
更悲哀的是，倖免於「國共內戰」的犧牲，總算能活著回到故鄉的台籍老兵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在這50年之間，在冷酷的歲月及惡劣環境下生活掙扎的我們，幾乎都已超過70歲的高齡者，就連走路都會感到不便的我們，以及那些因戰死或行方不明的家屬，在長達38年間國民政府的「戒嚴令」及「白色恐怖」威脅下，恐懼感及自我防衛意識的後遺症，也深深地印入腦中，能勇於提出抗議的人幾乎已不存在。不但如此，國民政府對戰後的處理要求，根本毫無誠意，因此戰後的這些「原日本軍、前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的悲壯歷史，便這樣經年累月的自然被湮沒。一般人也漸漸失去記憶，這樣一直下去，這些台灣老兵的歷史就會成為一片空白。不得不踏入21世紀成為「文明國家」，又自稱為「自由民主主義」的國民政府，到了今日，不只是對戰後被國民政府軍欺騙、或是強拉而投入「國共內戰」前線的「初代國民政府軍台灣兵」的史實不加以承認，而且對國共內戰的「戰後處理問題」根本不予以解決。
我不知是幸或不幸，因為流亡加拿大，而得以發現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多數「原日本軍、原國民政府台灣老兵」的事情，這或許是悲壯「戰死」的英靈所託付給我的使命吧？
1994年(昭和19年)，許昭榮(第二排右起第二人)被日本徵召為「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生」，時年僅17歲。這是從「台灣志願兵訓練所」(左營海軍官校的前身)受訓結業，要進入「高雄海軍團」之前，放假回鄉，受到學校老師及前輩歡迎時合影。▼
瑞士的軍事教育及全民國防
誠如眾所周知，瑞士雖然是一個小國，在歐洲列強的紛爭中，仍能保持中立，經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能夠獲得世界各國的信賴與尊敬，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國家有「國格」，而政府有「威信」，人民更有個「人格」所致。
按照文獻資料，瑞士的適齡男子，不論誰都有29年的兵役義務。但是真正的入營服役期間，包含2~3個月的新兵訓練，總共也只有171日而已，平時是以預備軍人而過著一般的平民生活，但是在這期間，經常有「教育召集」，被動員去操作新武器及複習軍事教練。
一般的瑞士國民，在青少年時期接受初步的軍事訓練，長大後被召集完成兵役義務後，在退役時，把配給個人的武器帶回家，不僅是做個完成國民義務的「紀念品」，保持國民的最高榮譽的同時，一但國家有緊急事故，全國人民立即成為「戰士皆兵」，為防衛國家而戰。
瑞士的軍官，一定要經過新兵教育後，再進入士官學校接受80日的「人格教育」。軍事教官經常對學生以「當軍官的人一定要愛護部下，以人相待，特別在今日的民主主義社會，雖說是最基層的士兵，也都有個人的尊嚴，這些是必須牢記在內心；否則的話，不但沒有當軍官的資格，連自己的人格也必定喪失」。像這樣的論調就如同口頭禪一樣經常掛在嘴上，這是我在多倫多市立圖書館所讀到的論文。
台灣兵也有自尊心
在我的拙著「台灣老兵的血淚與怨恨」序文也有提到，不論古今中外的任何時代，有戰爭就有兵員的募集或是軍夫的徵用。除非是戰敗而亡國，否則，在戰爭結束後，不管是王朝或政府，一定要對戰歿者追悼，對負傷者慰勞、對遺族給與弔慰金、對生還者論功行賞、解除兵役後給予恩給，讓他們父母妻子團圓。這是古來賢明君王或有為政府的「用兵之道」。從近代國際間發生的戰爭來看，一旦戰爭結束後，雙方談判的先決條件就是提出「俘虜交換」，或者「人質返還」問題。國共內戰是中國人同胞間的戰爭，對自己的兵士比外敵更加虐待的事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事實上，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軍台灣兵卻受到空前絕後的非人道待遇。不但對戰歿者既不慰靈也不撫恤，更甚者對遺族也沒有一句慰問的話。對傷殘者不但沒恩給，連生活上的援助也沒有。對被俘虜而殘留在中國大陸40幾年的台灣老兵，根本沒有援救的對策。與美國的「戰地行方不明者的搜索」、日本的「戰歿者遺骨收集」等人道的「戰後處理」相比的話，中華民國，特別是「國民黨政府」，可想而知其暴虐的程度為何。
活下來當做歷史的證言
1987年11月，國民政府屈服於國內外的壓力，解除了對中國大陸的門禁，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老兵能夠「返鄉探親」，但是對殘留在中國大陸的台籍老兵「歸鄉問題」，卻是加上了「必須年齡75歲才能發予台灣入國簽證」的不合理條件，對台籍老兵的歸鄉進行管制。這是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不平等政策的鐵証。
國民政府對國共內戰撤退到台灣的外省人老兵的「返鄉探親」，不但沒有任何管制，甚至每人還有新台幣二萬元的旅費補助。
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原日本軍前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也一定有父母妻子或兄弟姐妹，而且他們的父母妻子或兄弟姐妹流汗工作，賺錢而交納稅金供養國民政府官員，而這些國民政府的官員連血連淚都沒有，滿不在乎的對台籍老兵施行這種非人道的政策。
國共內戰終結已經過了50年，現在國共雙方已經有文化經濟的頻繁交流在進行。而日本政府面對以前沒有給付的軍餉及軍事郵政貯金以「既定債務」，按一定的比率，經由日本駐臺北交流協會積極地償還，每天在各大報紙或電視台播出巨幅的廣告，對「戰後處理」認真的實行；但是反觀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還是裝出一副毫不知情、不知恥的模樣，就連反省的能力都沒有，反而想盡辦法去湮滅以前對「台籍老兵」所進行的暴政證據，令人無法再壓抑內心的憤慨。
▼許昭榮在海軍接艦班的留影.jpg)
像這種國家，哪裡會有「國格」；這樣的政府，哪裡會有「威信」，當然像這樣的「政權」，哪有可能得到人民的敬仰。這是誰來看都會明白的事，這種政府絕對會再度受到人民的唾棄，最後崩壞而滅亡。我睜著眼睛要看它的結果，並把這本書當做歷史的證言留給後世。
這本書我用日文來寫作的理由，是想讓日本人能對「台灣出生的原日本人軍屬」以及「原國民政府軍的台籍老兵」的悲慘境遇及國民政府的不人道的「差別待遇」實態再加以檢證，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內心的傷痛。
